1939年，蒋经国的妻子蒋方良正在屋内行走。突然，她脱光了自己的衣服，从楼上跑到楼下，兜了一圈，又噔噔噔地跑上了楼。仆人因此受到惊吓，慌忙给她披上衣服。 2004年那个阴沉沉的雨夜，荣民总医院的病房里，死亡的气息已经弥漫开来，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太太，用颤抖的手掰开一块俄罗斯黑面包，那是大使馆专门送来的，她把带着酸味的罂粟籽馅料分给围在床边的孙辈，孩子们咬了一口就皱着脸喊苦。 老人却盯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嘴里念叨着："我这一生，就像这点心里的罂粟籽啊"说这话的时候，她离开那片白桦林已经快70年了，丈夫蒋经国也走了整整16年，在外人眼里，她是风光无限的"蒋夫人"可扒掉这层金灿灿的壳子，她不过是个叫"芬娜"的苦命孤儿罢了。 1930年代初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那时候的芬娜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野生的劲儿，就是在那儿，她撞上了灰头土脸的"尼古拉"被老爹扔去劳动改造的蒋经国，说白了就是两个天涯沦落人，没什么弯弯绕绕的政治盘算，就是在西伯利亚那刺骨的寒风里抱团取暖。 1935年的婚礼寒酸得很，但那是她这辈子最后一段真正属于自己的日子，可这点子幸福，从1937年她踏上中国土地那一刻起，就开始被一刀一刀地剐了，在蒋家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大宅门里，公公蒋介石的话就是圣旨。 他瞧不上这个洋媳妇的做派，大手一挥，芬娜就得穿上旗袍、学说中国话，连名字都给抹得干干净净，硬生生变成了"蒋方良"那个在工厂里扛着铁疙瘩的芬娜，就这么死了，活下来的是一个得时时刻刻端着、走路不能露裙角、笑不能露牙齿的"中国媳妇"。 唯一能喘口气的机会，出现在1939年的赣南，那会儿炮火连天，却偏偏成了她心里的世外桃源，为了办儿童新村，她把从俄国带回来的首饰全卖了。 抱着那些无家可归的孤儿喂粥的时候，嘴里哼着那首《黑眼睛》，她好像又摸到了那个被埋葬的自己，可这点可怜巴巴的快乐，很快就被现实那双黑手撕了个稀烂。 1940年的赣州，饭桌上的气氛诡异得让人喘不上气，一个叫章亚若的"家庭教师"成了座上宾，蒋方良笑脸相迎，眼睛却死死钉在那女人的旗袍上，那块料子上的绣花，分明是丈夫上个月推说公务缠身、没空陪她过生日时买下的。 这一刻，还用说什么，那个男人在乌拉尔发的誓，在江南的温柔乡里，轻得跟放屁一样，更打脸的是，"涉嫌通共"的脏水泼向她的孤儿院时，她最后一点精神寄托也被糟蹋了，为了丈夫的前程，为了蒋家的脸面，她只能把碎玻璃往肚子里咽。 哪怕是听说章亚若怀孕那天，她也只是摔碎了一只茶杯，然后默默蹲下身，把碎片一片片捡起来，到了台湾，这种憋屈被逼到了顶点，蒋经国的位子越坐越高，套在她脖子上的绳子也就越勒越紧。 就因为一句"我不希望人家讲院长夫人打麻将"，她连最后一条解闷的路子都被堵死了，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这位高贵的夫人像个游魂似的在空荡荡的官邸里飘来飘去，直到那根绷了几十年的弦，终于崩了。 那天，佣人们吓得魂飞魄散，平日里端庄体面的蒋方良，突然把身上的衣服扒了个精光，她赤条条地在楼梯间噔噔噔跑上跑下，没有羞耻，没有顾忌，那不是发疯，那是一个被裹了半辈子的灵魂，拼了命要挣脱那件叫"蒋方良"的沉重外套。 想要光溜溜地变回那个叫"芬娜"的姑娘，这次爆发换来的是一张"精神躁郁症"的诊断书，还有更深的死寂。 1988年1月，她握着蒋经国渐渐冰凉的手，眼泪无声地淌下来，哪怕这个男人让她孤独了半辈子、背叛了半辈子，他依然是她和这个陌生世界之间唯一的一根线，后来的日子，简直残忍得没法看，三个儿子一个接一个走在她前头，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戏码一遍遍上演。 晚年的她，守着空房子，电视里放着苏联电影《战争与和平》每当演到娜塔莎欢快起舞的片段，她就会按下关机键，她在这个憋屈的壳子里待得太久了，久到连看一眼别人的自由都觉得扎心。 2004年的葬礼冷冷清清，讣告上印着"蒋经国夫人"但那个写悼文的台湾作家记得，这位老人的遗愿不是回俄罗斯，也不是留在台湾，而是要把骨灰撒在赣江的支流。 那里没有政治，没有背叛，只有桂花树下，一个年轻的俄罗斯姑娘教会了孩子们用中文写下"孤儿"这两个字，那是她这辈子，离"家"最近的地方。信息来源：怀化新闻网——独守空房积郁成疾：蒋经国夫人裸奔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