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发奎的口述中，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堪称字字诛心，“蒋先生失去大陆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高级军官告诉他，他们一定能消灭共军。看上去都信心十足，人人都不敢说出相反的观点。” 张发奎说这话时，已是晚年寓居香港，远离了当年的刀光剑影和派系倾轧。作为国民党内资历深厚、以敢言和善战著称的“铁军”名将，他亲历了北伐、抗战和内战的全过程，最终对蒋介石政权彻底失望，选择不再赴台。他的这番剖析，看似简单直白，却戳中了国民党败退台湾最核心的病灶之一——一个自上而下、系统性的信息与决策失灵。 蒋介石的军事指挥体系，到了内战后期，已经病入膏肓。这种“病”，不是士兵不拼命（事实上很多国民党士兵打得很顽强），也不是武器不精良（美械装备并不差），而是一种深植于组织骨髓的“报喜不报忧”文化。从最高统帅部到各个战区、兵团，乃至军、师一级，层层欺骗，级级敷衍，真话逆耳，假话盛行。张发奎所指的“人人都不敢说出相反的观点”，正是这种氛围最尖锐的写照。 为什么会这样？根源在蒋介石个人强势、多疑的统治风格，以及国民党内部盘根错节的政治生态。老蒋用人，首重“忠诚”（对他个人的忠诚），其次才是能力。他喜欢听顺耳的话，喜欢看到下属表现出绝对的信心和服从。久而久之，那些善于揣摩上意、专拣好听话说的人，如陈诚、胡宗南等，便更得青睐，哪怕他们时常夸大胜利、隐瞒败绩。 而那些耿直敢言、如实汇报困境的将领，如杜聿明在东北、白崇禧在华中，往往遭到猜忌、冷落甚至撤换。这种明确的“奖惩信号”传递下去，整个军官阶层自然学会了“聪明”的生存之道：打赢了，战报加倍渲染，功劳层层加码；打输了，要么轻描淡写，要么推诿给“友军不协”或“共军太狡猾”；对未来战局，无论心里多么没底，在“校长”面前，也必须挺胸抬头，高喊“必胜”。 这就形成了一种可怕的信息黑洞。蒋介石坐在南京或溪口的官邸里，每天看到的战报，多半是一片“大好形势”。这里“歼敌”多少，那里“收复”某地，似乎共军不堪一击，胜利指日可待。他听到的军事汇报，也充满了高级将领们信誓旦旦的保证。 至于部队实际缺粮少弹、士气低落、友军互不配合、百姓怨声载道、底层军官贪污腐败、士兵大量逃亡……这些真实而残酷的信息，在层层过滤和美化后，很难完整、及时地传递到他面前。即便有零星的真话传到耳边，也早已被一片“捷报”和“忠诚”的声浪所淹没，或者被他视为“失败主义情绪”而加以斥责。 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战前，国防部做出的计划乐观无比，认为集中优势兵力可以一举击垮华东野战军。实际开战后，黄百韬兵团在碾压圩陷入重围，邱清泉、李弥兵团近在咫尺却援救不力，内部矛盾重重，互相推诿见死不救。 这些要命的情况，传到蒋介石那里，已经变成了“浴血奋战”、“援军即至”、“胜利在望”的套话。直到黄兵团全军覆没，败局已定，蒋介石才如梦初醒，但为时已晚。整个战役期间，他得到的战场信息严重失真，做出的决策基于虚假的前提，焉能不败？ 张发奎本人对此有切肤之痛。抗战后期和内战期间，他担任过一些战区职务，但常常感到掣肘和无奈。他提出的建议，若是逆耳忠言，往往不被采纳；他看到的弊端，向上反映也石沉大海。 他眼睁睁看着这个庞大的军事机器，在虚假的自信和真实的溃败之间，一步步走向深渊。所以他晚年总结，问题不在于共军有多“神”，而在于国民党自己把自己蒙在了鼓里，从最高统帅开始，大家都活在一个用谎言和恭维编织的泡泡里，直到这个泡泡被现实的针尖无情戳破。 这种系统性失真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军事部署脱离实际，后勤保障永远“充足”在纸面上，对敌我力量对比的判断严重错误。更可怕的是，它腐蚀了军队的求真务实精神，助长了欺上瞒下的风气，使得整个指挥体系丧失了自我纠正、应对危机的能力。当所有人都只说“校长”爱听的话，真相就死了；当真相死了，失败也就成了必然。 张发奎的寥寥数语，道出的正是国民党政权在军事上，乃至在整体政治生态上失败的一个致命伤：它不是败于没有情报，而是败于不敢面对真实的情报；不是败于没有人才，而是败于让说真话的人才边缘化。一个听不到真话、容不得异议的决策核心，无论看上去多么强大，其崩塌都只是时间问题。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