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秋天，386旅旅长陈赓把1营营长查玉升叫到自己的窑洞里。陈赓开门见山：“我要组建一支特务队，干两件事——锄奸和筹粮。干好了，你就是772团的副团长。” 查玉升当时正光着膀子擦枪，一听这话，手上的布停了。他抬眼瞅了瞅陈赓，见旅长眉心那道疤在油灯下泛着光，知道不是闹着玩的。锄奸，就是清理队伍里的内鬼、汉奸和叛徒；筹粮，就是在日军封锁、百姓缺粮的夹缝里，给全旅找口饭吃。这两样，哪样都是刀尖上舔血的活。 他没马上应，反问道：“旅长，特务队多少人？枪呢？”陈赓指了指墙角那摞破麻袋，里面装着从鬼子那里缴来的20支三八式，还有5支汉阳造。“人就挑你信得过的，先凑30个弟兄，枪不够，用大刀、梭镖顶上。”查玉升又问：“锄奸的名单，旅部能给吗？”陈赓把烟袋锅在鞋底敲了敲，烟灰簌簌掉：“名单得你自己摸，我给你个原则——谁吃里扒外，谁动摇军心，谁的嫌疑最大，你拿主意。错了，我担着；对了，你升官。” 这话说得实在。查玉升是老红军，从鄂豫皖一路打到陕北，打起仗来像头猛牛，可干这种“细活”还是头一回。他清楚，锄奸不是光靠枪毙，得有证据，有策略。1936年在西路军，他就见过一个连长被错当叛徒，绑在树上活活冻死，后来平反才知道是遭人诬陷。所以这次，他决定先不急着抓人，先“看”。 特务队成立的第一周，查玉升带着人蹲在涉县集市的茶棚里，听卖豆腐的老张说，最近有穿便衣的人在打听八路军运粮队的时间；又从被服厂的女工嘴里套出，有个新来的裁缝，总在夜里往城外送缝好的布包，包里鼓鼓囊囊的。他把这些线索记在小本子上，没声张。第二周，他派两个队员扮成货郎，跟着那裁缝出了城，发现布包里装的是八路军的布防图，收图的是个留着仁丹胡的日本商人。 锄奸的事有了眉目，筹粮更难。1937年秋，晋东南大旱，地里颗粒无收，百姓自己都吃糠咽菜。查玉升带着特务队，白天帮老乡收秋，晚上去地主家“借粮”。说是借，其实有借有还——他们把借据盖在村公所的印泥下，写明“待抗战胜利，三倍偿还”。 有次在黎城，一个姓李的地主把粮食藏在地窖里，说“兵荒马乱的，自家都不够吃”。查玉升没硬抢，转头让队员把地主家少爷绑了，带到村口，当着全村人的面说：“这娃要是少一根毫毛，明儿就开仓放粮，一粒不留。”地主吓得赶紧打开地窖，不光交了粮，还附赠了两袋小米。 三个月后，特务队的成果摆到了陈赓桌上：清理了3个内鬼，截获日军情报5份，筹到粮食2000多斤，还动员了12个青壮年参军。陈赓翻着报告，嘴角翘起来，把烟袋锅往桌上一磕：“行啊，查玉升，这副团长，你当定了。”可查玉升没显出多高兴，他摸着腰间那把从鬼子军官手里夺来的手枪，说：“旅长，这活儿干着，心里不踏实。锄奸容易错伤好人，筹粮容易失了民心，得时刻盯着。” 陈赓点点头，给他倒了碗小米粥：“这就是为啥选你。打仗靠猛劲，搞特务队靠脑子，更靠良心。你记住，咱们的枪，是为老百姓打的；咱们的粮，是从敌人手里抢、从地主嘴里抠，一分一毫都不能糟蹋。”查玉升端起碗，粥里飘着几粒沙子，他吹了吹，喝下去。他知道，这碗粥的分量，比副团长的委任状重得多。 后来查玉升当了772团副团长，再后来升了师长。可他总爱跟部下说：“当年特务队的日子，教会我最要紧的一件事——当官的，不能只看功劳簿，得看老百姓的饭碗满不满，战士们的心齐不齐。”那两支手枪，他一直带在身边，直到1955年授衔，才郑重交还给军事博物馆。他说：“枪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得记得，枪为啥而响。” 这事搁在今天看，依然有现实意义。不管是打仗还是搞建设，“原则”和“人情”从来不是对立的。陈赓给查玉升的不是一把尚方宝剑，是一份信任，一份考验；查玉升接过来的也不是一个官位，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没有这种“既讲规矩又通人性”的默契，再严的制度，也管不好人心。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