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一位西路军老兵在医院看大门的时候，没招谁没惹谁，居然被人活活打死了。结果凶手最后只判了10年，这事儿传到兰州军区司令员郑维山耳朵里，他当场就气炸了，拍着桌子说："我要跟他们打官司！ 1983年的春天，甘肃法院的法槌落下，判决书上冷冰冰地写着两个字：十年，一个从1933年就跟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在河西走廊拿命拼过的老兵，在和平年代被几个醉汉活活打死，就值这个价钱。 消息传到兰州军区司令部，郑维山正在看文件，通讯员话还没说完，他手里那支钢笔"啪"地断成了两截"过失"他把判决书复印件举起来，"七八个人围着一个老头打，打到颅骨骨折、内脏破裂、肋骨断了四根，这叫过失"侯玉春，西路军红五军的幸存者。 当年他那个连打得只剩下十三个人，他是其中一个，后来和部队走散，要了半辈子饭，八十年代初落实政策，才在兰州一家医院谋了个看大门的差事，出事那天夜里十一二点，几个喝醉的小年轻在医院门口闹腾。 侯玉春探出头说了句"医院是静地方，小声点"就这一句话，被人拖到街上打成了那样，凶手在法庭上说得轻描淡写：没仇没怨，就是一时冲动，法官信了。更何况，主犯家里有亲戚在区政府工作。 家属去申诉，接待的干部态度傲慢得让人心寒，那年头，有些人看西路军失散人员的眼神不太对"败兵"、"逃兵"、"历史有问题"在他们眼里，侯玉春不是什么英雄，就是个看大门的老头，一条不值钱的命，这才是轻判的真正原因。 郑维山在屋里转了两圈，突然停下来："这官司我打定了，不是为我自己，是为那些死在祁连山上的弟兄"他抓起电话就要接最高人民法院，对方解释程序问题，他直接火了："程序我懂！我问你，杀人偿命这个道理还管不管用"。 郑维山的愤怒不只是因为正义感，更是因为，他自己差点就是侯玉春，当年西征，他带的一个师几乎全打光了，他是一路要饭才回到延安的，如果不是运气好那么一点点，那个被打死在医院门口的老兵，可能就是他郑维山，这场仗，他动用了整个兰州军区的力量。 政治部和军事法院直接介入，一份份措辞严厉的申诉材料送到甘肃省委和省高院，案子的性质彻底变了，从一桩普通的伤害致死案，变成了一场关于历史尊严的政治事件，他还亲手给中央军委写了封信。 三页纸，前面是案情，后面只问了一句："若此风不改，何以慰忠魂"那个自以为有区政府亲戚撑腰就能摆平的主犯，大概没想到自己会捅这么大的篓子，半个月后，中央调查组进驻，重审结果：主犯改判死刑，其余同伙加刑，家属获赔。 案子判下来那天，郑维山没在办公室庆功，他去了医院门口那间小传达室，门房早换了人，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让警卫员去买了包兰州牌香烟，烟点着，抽了一口，呛得直咳嗽，他说："这烟真冲，跟河西走廊的风一样"。 但郑维山没有就此罢休，侯玉春的死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积压半个世纪的痛，他派人详细调查西路军失散人员的生存状况，那些散落在西北角落、像尘埃一样活着的老兵们，厚厚一沓材料，最后送到了徐向前和李先念的案头。 这两位当年的西路军领导人，看着老部下的惨状，心里不是滋味，中央下了文件，财政真拨了款"解决西路军历史遗留问题"不再是一句口号，那些要饭要了半辈子的老兵，终于在制度上找回了应有的尊严。 1985年郑维山调离兰州，走之前去了趟烈士陵园，警卫员要给他撑伞，他摆摆手："不用，这些人死的时候，没人给他们打伞"后来有人说他"爱兵如子"、"体恤下属"，他直摆手："别给我戴高帽，我就是个当兵的。当兵的死了，当官的不管，那还叫什么人"。 1983年这场悲剧，用一个老人的生命，换回了一段历史的正名，当郑维山在祁连山上把茅台洒向雪地的时候，他祭奠的不只是侯玉春，是那三万多个埋骨他乡的战友，是那段被误解了半个世纪、从未低过头的脊梁。信息来源：中国新闻网——邓小平批示：澄清西路军疑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