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两江总督陶澍病危，面对想吃绝户的亲戚，怕死后7岁儿子被啃得渣都不剩。家产太多，孩子太小，狼崽子亲戚围着转。他将7岁稚子和家业，托付给了一个连考连败的穷秀才左宗棠。 陶澍这一辈子，官至两江总督，革新盐政，整顿漕运，攒下的家业不是个小数目。可现在，这万贯家财，对孤儿寡母来说，根本不是福气，反倒是催命的祸根。 三天后，陶澍感觉自己时间不多了，他屏退左右，只留下左宗棠。 此时的左宗棠，还是个三次会试都名落孙山的举人，寄居在江宁备考，说白了，就是个前途未卜的穷书生。 “我观察你两年了，”陶澍的声音很虚弱，但眼神却异常锐利，“你的学问和品行，比我那些陶家子侄强百倍。我儿子太小，亲戚们又靠不住，我只能托付给你。” 陶澍喘了口气，说出了那个让左宗棠魂飞魄散的请求：他要把独子陶桄和所有家产，田产、铺面、银钱，全部交给左宗棠。 让他教儿子读书做人，替他守住这份家业。 左宗棠吓得连连摆手：“总督大人，万万不可！我一介寒士，怎么担得起这样的重任？”他怕，怕自己辜负了恩师的信任，更怕卷进这豪门的是非里，粉身碎骨。 就在这时，门外的亲戚们听到了风声，陶汶第一个冲了进来，扯着嗓子喊：“陶家的事，怎能让外人插手！” 屋子一下就乱了，其他亲戚也跟着起哄，都说这不合规矩。 陶澍猛地撑起身子，用尽最后的力气，指着左宗棠，对所有人宣布：“从今天起，他就是陶桄的老师，家里所有事，都由他说了算！” 说完，他死死盯着左宗棠，眼神里满是哀求和信任。7岁的陶桄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怯生生地抓住了左宗棠的衣角。 看着病榻上气若游丝的恩师，左宗棠把心一横，对着陶澍，也对着满屋子虎视眈眈的陶家人，一字一句地说道：“宗棠应下了。” 这三个字，千斤重。陶澍撒手西去，灵堂刚摆上，麻烦就来了。 治丧期间，陶汶带着一帮亲戚，直接在灵堂上发难。他们嘴上说得好听，承认左宗棠是“教书先生”，但话锋一转，就要求接管所有田产、铺面和银钱的管理权。 “教书先生就该好好教书，管账经营这种俗事，我们自家人来就行。”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其实就是想把左宗棠架空，然后名正言顺地瓜分家产。 左宗棠没跟他们吵，他只是默默地从怀里掏出两样东西：一样是陶澍亲笔写的遗嘱，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托孤之事；另一样，是陶家几十年的产业总账簿。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平静地宣布：“总督大人的遗愿，白纸黑字写着。在公子成年之前，所有产业由我代管。” 他顿了顿，看着脸色铁青的陶汶，又补了一句：“但是，为了让各位叔伯放心，每年年底，我都会公布详细账目，请大家一起监督。 府里跟了总督二十年的老账房们，也继续留用，一则他们熟悉业务，二则也能做个见证。” 这一手，有理有据，既拿出了陶澍的遗嘱做“王法”，又主动提出“接受监督”，让亲戚们想闹也找不到由头。陶汶等人气得干瞪眼，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明着抢不行，他们就开始来暗的。 接下来的几个月，左宗棠的日子过得焦头烂额。 陶家的亲戚们在背后使绊子，今天怂恿田庄的佃户闹事，拒交租子；明天又通过相熟的钱庄突然上门抽贷，想让陶家资金断裂。 左宗棠白天像个大管家，四处奔波，跟各种人磨嘴皮子，处理一桩桩麻烦事。到了晚上，他才终于能喘口气，点上油灯，一丝不苟地教导陶桄读书写字。 他知道，守住家产是暂时的，把这个孩子教导成才，才是对陶澍真正的交代。 有一次，陶汶联合了几个族中长辈，再次把左宗棠堵在书房，直接摊牌，要求“重新分割祖产”，说白了就是要提前分家。 面对这帮人的步步紧逼，左宗棠反而笑了。他先是温言安抚，重申陶澍的遗愿，承诺等到陶桄成年，所有亲族该得的合法权益，一分都不会少。 随即，他话锋一转，声音冷了下来，警告他们，自己虽然是个书生，但与陶澍总督生前的两江同僚，乃至京城的一些御史言官都有书信往来。 如果有人想仗着人多，强行侵占孤儿家产，他不介意把这件事捅到官府，甚至捅到京城去，让天下人评评理。 这番软硬兼施的话，彻底打中了陶汶等人的七寸。从那天起，这帮亲戚才算真正老实了。 左宗棠一边挡住外面的豺狼，一边悉心教育里面的幼子。 他常常指着书房里陶澍的画像，对陶桄说：“你要记住，你爹留给你最宝贵的，不是这些田地和银子，是他的名声和志气。你要快快长大，撑起这个家。” 在左宗棠的打理下，原本一团乱的陶家产业，被梳理得井井有条，甚至比陶澍在世时还要兴旺。 而陶桄，也在他的教导下，从一个怯懦的孩子，渐渐长成了一个有担当的少年。 很多年后，左宗棠早已成为名震天下的晚清重臣，回想起在江宁总督府的那段岁月，或许仍会感慨万千。 他用自己最落魄的几年光阴，兑现了一个对恩师的承诺。这个承诺，无关金钱，无关权势，只关乎一个读书人的良心和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