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同志是你叫的？”1946年，毛岸英兴冲冲地跑进毛主席的办公室，炫耀自己早上骑了朱德的马，还称呼对方为同志，结果被毛主席严辞批评。 一九四六年的延安，早晨风劲得很，宝塔山脚下扬着土，一个年轻人骑着朱德的马跑了一圈，马蹄敲在石头上，响得有点神气。他推门进窑洞时还带着兴奋劲，鞋底的尘土没拍干净，毛主席抬眼看了一下，语气淡得像开水：“我的谢廖沙同志，听说你挺出风头啊。” 空气一下冷下来了。 等岸英回过神，第二句又来了：“朱德同志，是你这么叫的？” 被点名的毛岸英，几年前还是苏联坦克部队里当连队指导员的中尉，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里跟着部队上过战场。一九四五年德国投降，他回莫斯科，斯大林还接见过他，送了一把小手枪。 别人讲起来像说传奇，可这些光鲜的经历到了延安窑洞里，不顶什么用。毛主席听他说“朱德同志让我骑的马，还夸我骑得好”，眉头动都没动，只问了一句：“朱总司令的马，怎么随便骑？” 话头扯开后就收不住了。毛主席拍了拍自己裤腿上的补丁，让他说清楚一点，来延安不是来显摆，是来学延安作风。眼睛朝下看，能看到泥土；总是抬着下巴，就只能看见马背。 屋里光线斜着落下，把那个补丁照得有些刺眼，也把“该怎么做人”四个字照得挺明白。 岸英站在那儿，脑子里估计闪过五岁离家、八岁入狱的片段。 他跟着母亲杨开慧坐过牢，狱门一关，小孩子只能抱着腿发呆。后来送到上海，由董健吾照料，靠捡破烂、卖报纸过日子，小弟岸龙没熬过去，兄弟俩在街边守着夜。 到了一九三五年，被组织接到苏联国际儿童院，才从乱世里被拎出来。 苏联的日子，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列宁政治军事学院、伏龙芝军事学院，一层层往上读。战场上跟着坦克部队冲过去，身上那股劲在苏联磨出来的。可他回国那天，穿着苏军军服站在延安王家坪，毛主席看到的不是军功，而是“十八年没见的孩子”。那天院子里的槐树正杵着影子，父子俩坐在台阶上说话，毛主席抓他的手，又摸摸他的头，一句话念叨了好几遍：“回来就好。” 那两天院子里有点喜气。 毛主席写信给毛岸青，抬头就是“岸青，我的亲爱的儿”，写得连身边的人都觉得屋子亮了一些。 刘思齐后来回忆，岸英回国时穿苏军制服，说话还带着耸肩的习惯。毛主席看着不顺眼，把他的衣服全部换掉，给了一套旧灰布军装，穿上去大一号，可更像“在延安的人”了。 这种轻松劲只维持了两天。第三天，岸英被赶去和战士一起吃大灶。毛主席一句“别让人说我孩子搞特殊”，就把他重新推回普通人的队伍里。后来安排到中央宣传部当文书，翻译外文资料，编参考文件。周末舞会穿马靴跳得挺利索，也是年轻人的风景。可这些风景在父亲面前，都不算什么。 那阵子延安最响的名字不是干部，而是农民。吴满有，从陕西横山逃荒到延安，早年穷得连两个女儿都保不住。土地改革分了荒山和地，硬是靠手脚翻了身。 一九四二年大生产运动，他带头开荒、交公粮，《解放日报》登他，艾青写诗赞他，连香烟都出了个“吴满有牌”。他听说毛主席、朱德自己也要开荒、交公粮，心里动了，给《解放日报》写信，说要替毛主席代耕两石细粮，还说这是他“今生最高兴的事”。 毛主席收下，也收下了这个朋友。 两人写信，聊农事，汤汤水水的朴实往来，一直到一九四六年毛主席给他生日题写“天下有名”。这四个字落在农民头上，也落在延安那种“谁肯吃苦谁就行得稳”的规矩里。 没多久，毛主席又做了个让人听着都楞的决定：让毛岸英去吴满有家“上劳动大学”。 去一个村名因为劳动英雄而改掉的地方。去一个离王家坪十五里地的村子。去一个根本没有“特殊优待”的院子。 毛主席没有派车，让他背着行李和一斗小米走过去，还特别叮嘱：到那边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能端着架子。吴满有第一次看到岸英，心里还嘀咕这娃到底是真来吃苦，还是走个过场。后来看到他背着小米、鞋上都是土，整个人从风里走进院子时，那种疑心就散了。 第二天清早，岸英拎着锄头要跟大儿子吴凌旭上山。吴满有急了，说“来了就行，干活就算了”，岸英回一句：“不劳动不向你们学，我爸不让我回去。”话说得直，也说得笃定。 日子长起来，动作也慢慢一样了：脖子上挂布袋，一手抓粪一手点种；往场里背庄稼时，总想比别人多背一点；烈日下背上胳膊起水泡，扯下来一片皮，疼得直吸气。吴满有心疼得直皱眉，用鸡蛋清和香油调膏给他敷上。 夜里睡炕，吴满有把门板支在门口，说是挡风，实际上是守着这个“学生”。 村里娃娃喜欢围着他，他蹲在地上用树枝写字，教他们认字母。 乡亲坐炕沿上听他讲坦克、讲苏联、讲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总觉得这娃见过的世界不一样，可说话时又跟村里小伙子一样憨厚。 吴家枣园的人后来回忆，毛主席给他定的“毕业标准”其实挺狠：皮肤要晒得像农民一样黑，手上要有农民一样的老茧，达不到就别回延安。岸英走的那天，乡亲们送了十里路，都舍不得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