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中国最大的汉奸是谁？他远比汪精卫更加可恨。要是没有他，日本连中国大门都进不了。在南京城里最招人恨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行政院里那个穿长衫的福建人。 1937年，这一年原本应该是中国军队“关门打狗”的时刻，按照蒋介石亲自拍板的“江阴封锁”计划，沉船锁江、布雷封路、岸炮齐射，这就是一个完美的死亡口袋。 口袋里装的，本该是几十艘日本海军的主力舰船和数千名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士兵。 然而，当执行封锁任务的中国军队赶到预定水域时，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感到一阵脊背发凉的寒意：江面空空荡荡，除了几艘无关紧要的商船在随波逐流，主力日舰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一夜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这不是战术失误，这是最高统帅部的会议纪要，比发给前线的加急电波更快地传到了日本人的案头。 几十艘军舰的逃逸，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们并没有消失，而是掉转船头，把炮口对准了淞沪战场，此后三个月里，正是这批逃出生天的军舰，在黄浦江上疯狂倾泻火力，把中国军队的阵地炸成了一片焦土，无数年轻士兵甚至还没看清敌人的脸，就被舰炮撕成了碎片。 而在百公里外的南京，那个按下毁灭按钮的人，此刻正穿着一身考究的长衫，坐在行政院的办公室里喝茶。 他叫黄濬，福建福州人，国民政府行政院高级机要秘书。 在南京的社交圈里，黄濬的标签是“神童”与“名士”，他出身翰林世家，四岁识字，七岁作诗，写出的《花随人圣庵摭忆》在文坛颇有声望，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那段早稻田大学的留学履历，早就被日本情报机构埋下了伏笔。 早在东京求学时，日本人就看准了这个福建才子的软肋，金钱、古董、美色，日本特务机构像是伺候一位挑剔的收藏家一样，精心喂养着他的贪欲，等到他回国一步步爬上行政院的高位，这笔长达数十年的“投资”，终于到了收割的时候。 黄濬的谍报手段，带有一种令人作呕的“雅致”。 他没有像低级特务那样鬼鬼祟祟地翻墙越脊，而是把交易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的配合下，他们上演了一出出精妙的“双簧”。 在南京闹市区的咖啡馆里，两顶看起来一模一样的礼帽被挂在衣帽架上，黄濬进门，挂上藏有绝密情报的帽子，须磨进门，挂上装满酬金的帽子，离开时，两人只是“无意间”拿错了对方的帽子。 没有交谈，没有眼神接触，国家最高机密就在这一摘一挂之间完成了交割。 在玄武湖畔，他像个闲散的游客在树下散步，手里捏着一张看似废弃的巧克力糖纸或点心包装，顺手塞进路边的树洞，几分钟后，日本特务就会像清理垃圾一样取走情报。 这种“灯下黑”之所以能成立，正是因为他披着最传统的文人外衣，谁能想到，那个在会议上慷慨陈词、甚至给蒋介石写抗日意见书的儒雅君子，转身就把几十万将士卖了个精光？ 更让人齿冷的是，这还是个“家族企业”。 黄濬不仅自己干，还把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儿子黄晟拉下了水，父亲在行政院偷决策核心，儿子在外交部偷电报密码。这不仅仅是一时糊涂，而是一条精心构建的“内鬼生产线”。 这对父子造成的破坏，远不止江阴那一次。 随后的日子里，他们像是要把国民政府扒个精光，蒋介石计划赴上海督战的路线图，也被这对父子送到了日本人手里，结果是英国大使的座车倒了大霉，被日军飞机误当作蒋介石的座驾精准轰炸，险些酿成巨大的外交事故。 这一连串如同开了“天眼”般的精准打击，终于让国民政府意识到：心脏里长了毒瘤。 特工们的排查网收得很快，没有现代谍战片里的飞车追逐，只有冰冷的证据链闭合，当宪兵冲进黄宅时，这位大才子还在做着日本人进城后加官进爵的美梦。 1937年8月26日，南京雨花台。 蒋介石甚至没有耐心走完公开审判的流程，直接签署了死刑令。 没有了咖啡馆里的优雅，也没有了文坛名士的风度，据说在刑场上，黄濬吓得瘫软如泥，是被两个宪兵架着才勉强站立，随着几声枪响，这对出卖了国家底裤的父子，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 如今我们会看这件事，依然能感到一种透骨的寒意。 江阴江面上那次扑空的封锁，不仅是战术上的遗憾，更是淞沪会战惨烈伤亡的直接推手，甚至可以说是南京后来那场浩劫的助推器。 才华如果是递给魔鬼的刀，墨水也会变成血水。 黄濬留给历史的教训在于，他打破了人们对“汉奸”的刻板印象，最危险的敌人往往不是面目可憎的暴徒，而是那些坐在核心位置、受过高等教育、穿着长衫或西装的“自己人”，他们用最体面的方式，干着最肮脏的勾当。信源：黄濬简介_古文岛_原古诗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