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警方捣毁了位于北京亚运村“七号别墅”的特大“淫窝”。然而，组织者的身份被曝光后，民警十分震惊……！ 1999年春末，北京城刚刚走出初冬的寒意，空气中透着干燥与尘土的味道。 在北京市北辰花园的一角，一栋外表普通但布置雅致的洋房——“七号别墅”，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了一起轰动全国的社会案件中心。 这栋别墅原本属于一片新近开发的高档住宅区，周围绿树成行、环境幽静，本是富裕家庭追求安逸生活的理想去处。但正是这份安静与隐秘，让它成为了某些人非法活动的温床。 别墅的主人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富商或权贵，而是一个名叫刘春洋的年轻女子——一个刚从东北普通专科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她出生于吉林省白山市，成长环境并不优越，家庭关系复杂。 经历过工作挫折、生活压力的她，最初只是在一些小型按摩店从事服务性工作。凭借着聪明和能干，她成为了领班，手中掌握了一本详细记录客人信息的“花名册”。 她逐渐意识到，自己有着比普通人更敏锐的商业嗅觉——她发现，通过提供更为奢华、更为私密的高端服务，可以获得远超普通收入的利润。 于是，她把目光投向了北辰花园的七号别墅。这里地理位置隐蔽、远离繁华街区，极为适合她的计划。 她用积蓄支付了高额租金，将别墅内部改造成了看似高档会所、实则服务性极强的场所。 别墅被装修成多个私密房间，每间布置精致，外观看上去毫无破绽。1999年3月18日，七号别墅以一个看似合法的“交流会所”名义开始“营业”。 刚营业不久，别墅便迎来了大量客人。绝大部分是中高级白领、企业经理甚至是中层官员。他们通过刘春洋的旧联系人以及精心设计的“推荐机制”获得入场资格。 七号别墅并不像普通色情场所那样大张旗鼓，而是靠口碑与私下推广维持运营。每一位访客都被认为是“熟客”或“熟人推荐”，这种隐秘性让业务持续扩大。 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别墅接待了数百名嫖客。账本显示，仅在5月29日、30日两天的收入就分别达到了5.3万元和4.7万元。 据法官调查分析，每次服务的费用高达千元不等，且大部分通过现金或单位支票支付，其中不少支票疑似是公款支出。 嫖客的社会身份之“丰富”也让警方侧目。根据庭审记录，有安徽省政府电力局副局长、某区行政执行单位干部、外贸公司经理等。 更令人关注的是，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有较稳定的社会角色与身份，这使案件的社会影响迅速扩大。 随着别墅里进进出出的美女与“熟客”越来越频繁，周边居民逐渐起了疑心。 1999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接到多起举报，称“七号别墅可能是性服务场所”。侦查部门立刻组织调查，秘密跟踪别墅的出入状况，并在内部进行了旁敲侧击。 到6月2日晚，警方掌握足够证据，决定展开突击行动——由北京市公安局“十三处”负责这一行动。夜色降临时，一支精锐队伍悄然包围了七号别墅。 在确认现场情况后，警方破门而入，将正在“营业”的工作人员、嫖客以及后勤人员一并控制。 现场共有30余人被逮捕，其中包括绝大多数正在进行性交易的客人。工作人员当场无法提供合法营业执照或其他证明文件，警方迅速查封了别墅。 不巧的是，此时刘春洋本人并不在现场。她早在警方行动前夕闻讯逃往天津，试图乘火车返回东北老家，但最终还是在天津被当地警方抓获押送回京。 案发后不久，七号别墅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审判长李天民回忆说，这并非一般的娱乐场所案件，而是一个“纯属性服务场所”的组织性犯罪。根据证据显示，别墅不仅收入庞大，而且有明确的组织结构与运营模式。 更令法院震惊的是，刘春洋在庭审过程中的表现极其淡定，甚至在判决结果宣告时还向法官鞠躬致谢。据报道，她在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判决后，表情轻松，令法官感到诧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