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大结局 《太平年》的太平，是蘸着人血吃的。
《太平年》一开场就煮人肉，导演大概觉得自己很写实。真正的历史现场里，烹煮同胞的咕嘟声，才是主旋律。
史官们记下张巡守睢阳食尽，杀妾飨士，再到吃光两三万老弱妇孺。笔锋一转，竟成了忠烈千秋。
原来忠义二字，不仅能写在牌位上，还能刻在骨头上——别人的骨头。
抽象的道德压碎了具身的生命，这种扭曲的赞美，比吃人本身更可怖。我们的文化血管里，流淌着这种冰冷的逻辑：只要目的足够崇高，血肉是可以换算的。
吴越王钱俶“保境安民”的美名传了千年。翻开账簿看看呢？百姓赋税重得直不起腰，西湖边的楼台夜夜笙歌。钱王保境安民的牌坊下，藏着西湖歌舞与两浙饿殍。一边是民至鬻子，一边是王宴于碧波亭。
北宋接过了这面大旗。赵匡胤“勒石三戒”说得多好听，不杀士大夫，要养百姓。可这“民生”究竟是什么？它不是张三能吃饱、李四有冤可申，而是士大夫笔下一个宏大的、用于“上天示警”的概念。
风调雨顺是皇帝德行好，山崩地裂是皇帝失德了。民生成了制约君权的工具，这点当然也值得赞叹，但需知晓的是，真实的历史语境中，那些具体的、会哭会笑的民，谁在乎呢？
灾异多了，皇帝减膳；异象少了，宫殿照修。原来“民生”这个宏大叙事，不过是士大夫制约君权的道德绑绳——它在奏折里重如泰山，在具体百姓身上轻如草芥。
这和前苏宣传画里满是肌肉饱满的人民英雄，现实中却如刍狗，有什么本质区别？
抽象的“人民”被顶礼膜拜，具体的“人”被碾作尘埃。被讴歌的“人民”永远抽象，被牺牲的个体永远具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