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婆罗门不待见企业家和资本家的核心，从来不是嫌弃财富，而是怕这些人脱离掌控。他们的特权根基，本就建立在种姓制度的等级壁垒和资源垄断上，占总人口4%的群体，却牢牢攥着70%的司法席位和近半数国会席位，靠的就是“我说了算”的支配权。 这种统治逻辑里，最忌讳的就是不受控的力量，而企业家和资本家恰恰吃的，是市场经济的饭，这门生意的核心是自由竞争、资源流动，刚好戳中了婆罗门特权的命门。 市场经济不看种姓出身，只看效率和收益，只要有能力，低种姓也能积累财富、获得影响力，这直接动摇了，“婆罗门天生高人一等”的等级秩序。 更关键的是，市场经济讲规则透明，而婆罗门的特权，很多时候藏在暗箱操作里，比如垄断教育资源、靠宗教仪轨聚敛财富、享受免税等特殊待遇，这些特权在开放的市场环境里根本站不住脚。 可婆罗门又没法彻底甩开市场经济，他们要维持奢华生活、巩固政治权力，离不开源源不断的财富输入，而市场正是财富创造的主要来源，不管是企业税收、高端商品供给，还是全球化带来的资源调配，都得靠市场撑着。 于是就有了这种左右逢源的折中办法：一半计划一半市场。表面上看是兼顾公平与效率，实则是想两头占便宜。 计划部分用来保住特权基本盘，把关键行业、资源分配权抓在手里，确保自己始终处于支配地位；市场部分则负责造血，让企业和资本家创造财富，供自己享用。 这种模式从一开始就埋着隐患，因为计划和市场的边界根本守不住，婆罗门掌握着政策制定权，自然会不断扩大计划的范围，挤压市场的生存空间。 计划部分的膨胀是必然的。婆罗门要巩固控制，就得通过行政手段把更多资源纳入自己能掌控的体系，比如搞繁琐的许可证制度，企业做什么、怎么做都要审批，而审批权恰恰在他们手里，这就给了权力寻租的空间。 他们还会把大型工业、能源、金融等关键领域留给公营企业或自己关联的势力，这些领域不用面对市场竞争，靠政策倾斜就能盈利，却缺乏提高效率的动力，慢慢变成低效的“特权堡垒”。 为了维持这些堡垒的运转，就必须从市场抽血，比如对私营企业加税、限制其进入高利润领域、在资源分配上区别对待。 市场部分的失血随之而来。私营企业要面对层层审批，合规成本高得惊人，还得应对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利润空间被一再压缩。 更要命的是，资源都往计划部分倾斜，市场能拿到的资金、土地、人才越来越少，投资意愿自然持续下降。 没有新的投资，就没有技术创新和就业增长，市场活力越来越弱，形成恶性循环。 那些原本能创造大量财富的企业家，要么被迫依附特权阶层，放弃独立经营的底线，要么干脆转移资产，离开这个缺乏公平的市场环境。 这就是不可调和的零和博弈：计划部分每膨胀一分，市场部分就多失血一分。 婆罗门为了保住特权，必须不断强化计划控制，而强化控制的代价就是市场活力的丧失；可市场一旦失血过多，创造的财富不足以支撑特权阶层的需求，他们又会变本加厉地从市场掠夺资源，进一步压缩市场空间。 这种矛盾不是政策调整能解决的，而是体制性的死结——计划的本质是维护少数人的垄断特权，市场的本质是释放多数人的创造活力，两者的核心诉求完全对立，根本不可能长期共存。 过去印度搞了几十年的混合经济，公营企业主导关键领域，私营企业在管制中求生存，结果经济增长长期停滞，被称为“牛车经济”。 1991年因为国际收支危机被迫改革，废除了部分许可证制度，放开了一些市场准入，经济才稍有起色，但婆罗门主导的特权体系没改变，计划部分的膨胀趋势也没逆转。 直到现在，印度私营企业依然要面对繁琐的审批、不稳定的政策环境和资源分配的不公，大型财团垄断现象严重，初创企业难以生存，市场的造血能力始终被压制。 这种体制下，婆罗门看似左右逢源，实则在慢慢耗尽经济的潜力。计划部分的低效让资源大量浪费，市场部分的失血让财富创造乏力，最终形成“特权阶层越想控制，经济越停滞；经济越停滞，特权阶层越想强化控制”的死循环。 市场经济的天敌是垄断和特权，而婆罗门的统治根基正是这两样，他们既想靠市场赚钱，又不想放弃特权，这种自相矛盾的选择，注定了半计划半市场的模式只能是权宜之计，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零和博弈的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既拖累了经济发展，也让特权统治的根基越来越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