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1981年，有人想动手否定毛主席，胡乔木提出不再称“毛主席”，改叫“毛泽东”，但黄克诚将军听完总觉得别扭，当场要求胡乔木把称呼改回来！ 1981年初，北京的风还带着寒意，一份被修改得密密麻麻的讲话稿，摆在了时任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的案头，确切地说，是摆在他秘书的手中，因为此时的黄克诚，身体状况极差，双目已近乎失明，这是一份非同寻常的文件。 它刚刚在解放军总政治部转了一圈，经过副主任华楠、主任韦国清、副主任梁必业三位负责人的慎重会商，最后甚至送到了邓小平的办公桌上，邓小平看过后点了头，但也提了个要求：文字要润色，要精准。 于是，这副担子落到了胡乔木肩上，作为曾经的毛泽东秘书、公认的“党内一支笔”，胡乔木的笔法以严谨著称，他在润色时，按照当时正在推行的理性规范，将文中几十处“毛主席”的称谓，统一修改成了“毛泽东同志”。 从语法和党内规矩看，这无可厚非，但当秘书把改好的稿子念给黄克诚听时，这位连路都看不清的老将军，却敏锐地听出了“不对劲”。 那些原本滚烫的句子，变成了冷冰冰的叙述，黄克诚当场打断了秘书，眉头紧锁，他抛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这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感情上我通不过。” 对于现代人来说，把“主席”改成“同志”似乎只是行政称谓的变动，但在那个特定的年份，这三个字的重量远超字面意义，要理解黄克诚的这次“固执”，我们得把时钟拨回两个月前。 1980年11月27日，京西宾馆，这里正在召开中纪委座谈会，会场的气氛有些微妙，当时社会上和党内出现了一股“非毛化”的浮躁暗流，有些人试图全盘否定毛泽东。 就在会议进行到第十天时，一个原本不在发言名单上的人出现了，黄克诚在秘书的搀扶下，一步步走上讲台，台下的人都惊住了，大家都知道他身体极度虚弱，根本没想到他会来。 但他不仅来了，还讲了整整几个小时，在这个名为“座谈”实为“交锋”的场合，看不见台下表情的黄克诚，凭着一股心气，给当时的乱象定了个调。 他没有回避问题。他坦承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这在当时是需要巨大勇气的，但他话锋一转，抛出了一个坚硬的逻辑内核：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这篇讲话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也是为什么到了1981年，军报急着要刊登它的原因。 早在1922年，湖南衡阳第三师范，那时的黄克诚还是满腔热血的学生，而讲台上站着的，是年轻的毛泽东，那是他第一次听到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农民运动的道理，那是思想的启蒙。 1925年入党，1928年湘南起义后上井冈山会师，从那时起，他和毛泽东就不再只是师生，而是生死与共的战友，最能说明这种默契的，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那个秋天。 当绝大多数人还在庆祝胜利时，黄克诚敏锐地盯着地图上的东北，多次建议中央抢占这块战略高地，与此同时，他率领新四军三师主力，千里奔袭，挺进关外。 历史证明，这与毛泽东在“七大”上的战略预判严丝合缝，这种统帅与战将之间的战略共鸣，是在硝烟里炼出来的，毛泽东曾评价黄克诚：“实事求是，敢讲真话。” 所以，当1981年胡乔木把“毛主席”改成“毛泽东同志”时，在黄克诚的心里，被抹去的是一段血肉相连的历史，是一种包含了救国真理、知遇之恩和战火洗礼的情感图腾。 改成“同志”没错，但在那个必须确立历史坐标的关键时刻，这种理性的“降温”让老将军感到寒心，这场关于称谓的争论，很快反馈到了最高层。 这就是政治家的智慧所在，邓小平在听取汇报后，没有纠结于语法规范，而是从政治高度和情感维度做出了裁决，他拍了板：保留“毛主席”的称谓。 胡乔木随即遵照指示，将稿子回调，这篇保留了原汁原味称呼的讲话稿，最终在《解放军报》刊发，并迅速传遍全国。 这一改动，实际上成为了后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的前奏，它告诉世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有些称呼背后承载的历史分量，是无法替代的。 信源：（人民出版社《黄克诚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