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一67岁老人从山西来看病，住院床位要等，就在医院旁找了家40块一晚的小旅馆住下。女儿悄悄付了房费，在前台留了自己的电话。凌晨3点，老人走到前台，说身体不舒服，麻烦帮他打一下120。前台回了句“没打过，不会打”，让他自己联系家人。老人没带手机，新换的智能手机也不大会用，没再说什么，转身慢慢走回房间。不料，等工作人员发现后，老人倒地不起，没了呼吸，。家属后来看了监控，嗓子都哑了：那通120要是打了，哪怕早一两个小时，人兴许还在。 据悉，霍师傅是山西人，六十七岁了，退伍军人，退休前在国企待了一辈子。 1月19日，霍师傅一个人坐高铁来西安看病，女儿嫁到西安好几年了，他没说。 女儿后来知道父亲来了，硬是把房费付了，四十块一天，押金一百，留的是女儿的电话。 霍师傅拗不过，也就住了。 他住的那家店，招牌上写着“公寓酒店”，其实跟旅馆差不多。 前台缩在过道拐角处，走廊窄长，东边晾着床单，西边分岔出去两条道。房间很小，电视、空调、烧水壶，一张床。 霍师傅那几天在医院跑了几趟，检查做了不少。 医生说他心脏不好，起搏器术后，心衰，水肿，让他办了个预住院，等床。 他交了三万押金，住院证揣在兜里，就差最后一个动态心电图，做完就能住进去了。 然而，他没能等到那一天。 1月23日凌晨三点多，霍师傅从房间出来，顺着走廊走到前台，站了一会儿，跟前台说了什么。 前台在柜台后面，声音录得不清楚，但口型能对上。 霍师傅说身体不舒服，问能不能帮打个120。 前台摇头，说不会打，没打过，让他自己联系家人。 霍师傅没再坚持，转身往回走。 凌晨五点四十七分，霍师傅的心跳突然停了。 霍师傅女儿是早上八点多接到酒店电话才知道出了事，电话那头是交班的工作人员，说夜里老爷子来过前台，问酒店地址，说是要打120，让他们帮忙。 他女儿急了，让工作人员赶紧去房间看看。 工作人员去了，敲门，没动静。 女儿让她打120，自己也从家里往外赶。 等她到酒店门口，一辆救护车正关着门停在路边。 她敲开车门，看见急救人员正在给父亲按压，瞳孔已经散了。 后来医院开的死亡证明上写得很简单：呼吸心跳骤停。 急救记录写的是，接到电话是八点十三分四十三秒，出车十四分，赶到时人已“未见自主呼吸”，心率零。 霍师傅的儿子从山西赶来，报了警，调了监控。 霍师傅的儿子称，其父亲换智能手机没几天，老人机用惯了，新手机不太会弄。 酒店后来给媒体的说法是，老人只是来问地址，没让代叫120，也没说自己有多严重。 工作人员觉得他状态还行，就没往那方面想。 至于为什么凌晨三点的事，拖到早上八点才通知家属，交班的人不在，说不清。 霍师傅家属认为，如果凌晨三点叫了120，哪怕晚一点，结果都可能不一样。 这话没毛病，但也没法验证了。 从法律角度，霍师傅跟酒店之间，是服务合同关系，霍师傅的女儿交了钱，酒店除了要提供提供住宿，还要提供合理的安全保障措施。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宾馆、商场、车站这些经营场所，没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要承担责任。 具体到本案，一个60多岁的老人，凌晨三点跑到前台说身体不舒服，让帮忙叫个救护车，前台说不会打、没打过。 这句话从法律上看，问题不在于“不会打”是不是事实，而在于霍师傅是否需要帮助。 而判断的主体，是酒店。 酒店收了钱，留了人，就有这个判断的义务，哪怕老人没拿手机，哪怕他只是问地址，哪怕他说话时看着还行，前台工作人员作为服务方，面对一个明确表达了不适的客人，最低限度的处理方式是打电话，问清楚，或者直接拨120让专业人士来判断。 这是合理义务，不是强人所难。 还有一点，酒店留了家属电话，在入住登记单上，老人凌晨三点来求助，前台没打这个电话。早上八点交班，才想起联系他女儿，这五个小时里，酒店做了什么呢？有没有人去看一眼？没有。 如果四点钟有人去敲个门，看见他状态不好，再打120，也来得及。 甚至如果五点钟，哪怕只是有人去看一眼，结果可能都不一样。 这些“如果”，在法律上没法成立，但总体来看，酒店的员工可能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有人说，霍师傅作为成年人，理应对自己的身体尽到最大注意义务，其自身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就本案而言，霍师傅已尽到普通理性人的求助义务，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 可见，酒店可能要为霍师傅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