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七年，富商家被抢，抓不到凶手时，县太爷贴出告示：首位自首者，免罪。三天后，他又命人贴了一张“贼人自白”的假告示。结果，贼人上钩了。 这富商家可不是寻常百姓家，主人姓王，在县城里开着三家绸缎庄和一处粮栈，是当地数一数二的殷实户。出事那天夜里，一伙蒙面人撬开王家后墙，不仅劫走了库房里三千两现银，还抢走了准备用于漕运贸易的一批上等丝绸，据说价值连城。王老板第二天一早发现遭劫，当场瘫坐在地上，连忙差人报了官。县太爷姓周，是个刚到任不久的进士，虽无太多办案经验，却心思缜密，做事沉稳。他带着衙役们在王家勘查了大半天，只发现了几个模糊的脚印和一把遗落的短刀，除此之外再无旁证。 当时的嘉靖朝，东南沿海刚经历过嘉靖二年的争贡之役，海上贸易受阻，不少流民铤而走险沦为盗贼，地方治安本就不太平。周太爷心里清楚，这伙盗贼敢在县城里作案，要么是本地惯犯，要么是流窜而来的亡命之徒，若不尽快破案，不仅没法给王老板交代，还可能引发百姓恐慌。他先让人在县城内外布下眼线，严查当铺、客栈等盗贼可能销赃或落脚的地方，可一连两天过去，连半点线索都没摸到。 思来想去，周太爷想起《大明律》里有“自首减罪”的规定，凡是犯法后主动投案，交代实情的，可减轻二等处罚，若是团伙作案，首告者还能免罪。这才有了第一张告示的出台，红纸黑字贴在县衙门口，围观的百姓挤得水泄不通。有人说这办法管用，也有人摇头，觉得盗贼都是贪生怕死之辈，哪会主动送上门来。 果然，三天时间一晃而过，县衙门口始终冷冷清清，别说自首的贼人，就连提供线索的人都没有。周太爷没急着放弃，他琢磨着，盗贼团伙作案，最忌讳的就是互相猜忌。既然没人愿意主动出头，不如就从这点下手。他立刻叫来了文书，口述了一份“贼人自白”，让其连夜抄写数十份，第二天一早贴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 这张假告示写得有鼻子有眼，自称是参与抢劫的盗贼之一，因良心不安，又怕被同伙灭口，决定主动自首。里面详细描述了作案经过：“本月十三夜，我等五人潜至王家后墙，由李某撬门，张某望风，王某与赵某入内劫财，陈某负责搬运……所得银两藏于城外破山神庙地窖，丝绸暂存于西郊废弃砖窑。今我幡然醒悟，愿将所分赃银悉数上交，只求官府免罪，更盼能指证同伙，戴罪立功。”告示末尾还盖了县衙的朱红大印，看上去煞有介事。 告示贴出不到半天，就传遍了整个县城。而此时，在城外一处隐蔽的山洞里，五个盗贼正为分赃不均吵得面红耳赤。为首的是个满脸络腮胡的汉子，外号“黑虎”，他刚从城里打探消息回来，手里攥着那张“贼人自白”，气得浑身发抖。“肯定是陈某那小子！”黑虎把告示往地上一摔，“当初就说这小子胆子小，果然背着我们去自首了！他娘的，要是把藏赃物的地方都招了，我们一个个都得掉脑袋！” 旁边一个瘦高个盗贼也急了：“大哥，那怎么办？官府要是顺着他说的地方去找，赃物一搜出来，我们想跑都跑不了。不如我们现在就去把赃物转移了？”另一个矮胖的盗贼却摇头：“转移？万一陈某已经把所有事都交代了，官府说不定正等着我们自投罗网呢。依我看，不如我们也去自首，就说陈某是主谋，我们都是被胁迫的，说不定还能从轻发落。” 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越吵越凶，互相猜忌起来。黑虎心里也打鼓，他知道《大明律》里自首免罪的规定，要是真有人先自首，把罪责都推到别人身上，自己可就惨了。犹豫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黑虎独自揣着分到的银两，偷偷溜进了县城，直奔县衙而去。 周太爷见有人自首，不动声色地让他把作案经过详细说来。黑虎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同伙的姓名、住址，以及赃物的具体藏匿地点，还说了不少只有参与者才知道的细节，比如撬门用的工具是李某自制的铁钩，望风的张某左腿有残疾等。周太爷立刻吩咐衙役，兵分两路，一路去城外山神庙和废弃砖窑起赃，另一路去抓捕其余四名盗贼。 不出半日，衙役们就把另外四个盗贼全部抓获，从山神庙地窖里起出了两千八百两现银，从废弃砖窑里找回了全部被抢的丝绸，只有少量银两被几人挥霍。人赃并获，盗贼们无可抵赖，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认了罪。王老板看着失而复得的财物，对周太爷感激涕零，特地送了一块“明察秋毫”的牌匾到县衙。 县城里的百姓们也纷纷称赞周太爷有智慧，不用动刑就能让盗贼自投罗网。其实这背后，既是周太爷吃透了《大明律》的规定，利用法律给盗贼制造了心理压力，更是摸准了盗贼团伙互相猜忌的软肋，用一张假告示打破了他们的侥幸心理。所谓“攻心为上”，周太爷用智慧化解了难题，既破了案，又维护了地方安宁。 信息来源：《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二·郡县急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