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去世才5年,遗孀廖静文就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了,对方还是个根正苗红的解放军军官,黄兴华。 亲友们都觉得她终于熬出头了,可3年后,俩人却悄无声息地离了。 没人知道这3年发生了什么。外人只记得,徐悲鸿走后,33岁的廖静文几乎是被生活压垮的。两千多件画作、藏品、连带自家房产,她眼睛不眨一下全捐给了国家。 自己呢?一手牵着5岁的女儿,一手抱着6岁的儿子,挤在破旧的小房子里。工资少得可怜,冬天连煤球都得掰开烧,孩子棉袄上的补丁摞着补丁。 一个北大中文系的旁听生,白天要去徐悲鸿纪念馆整理堆积如山的资料,晚上回家还要给两个孩子洗衣做饭。粮店里,人们总看到那个单薄的女人,扛着半袋面一步步挪上楼梯,喘着粗气,汗珠顺着额头往下滚。 黄兴华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这位军官沉默寡言,却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他看着她独自撑起一个家,也看着她在纪念馆的灯下,为一个标注熬到深夜。 他需要一个家,她需要一个肩膀。没有盛大婚礼,就几桌便饭,两人走到了一起。 婚后日子确实好了。黄兴华把工资袋整个交给她,下班就帮着带孩子,周末还用自行车驮着一家人去公园。第二年,他们自己的儿子出生了,家里第一次有了长久的笑声。 可那个“影子”始终没离开过。 黄兴华前脚踏进家门,廖静文后脚可能就奔向了纪念馆。他想聊聊部队里的事,她满脑子都是《徐悲鸿的一生》该怎么写。 这个家里,桌上摆着黄兴华的军功章,墙上却挂着徐悲鸿的素描。黄兴华常年归队,一走就是几个月,而徐悲鸿的精神,却在这个家的每个角落,从未离开。 渐渐地,两人话越来越少。没有争吵,甚至没有红过一次脸。只是那种沉默,像一层薄冰,慢慢冻结了屋里的空气。 1962年,还是那个小院。黄兴华点了根烟,许久才开口:“别这么累了,我不想再拖着你。” 廖静文背过身,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他是个好人,她知道。但他要的是一个妻子,而她,首先是“徐悲鸿的未亡人”,这份责任,她放不下。 办手续那天,两人平静得像在谈论天气。黄兴华答应,会按月寄抚养费,还会常来看孩子。 这段婚姻,开始得无声无息,结束得也悄无声息。它没能给廖静文一个安稳的后半生,却给了她一个喘息的港湾。 有人说她傻,放着好好的军官太太不当。也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清醒,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这辈子到底要守住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