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新当选总理鲁吉尼埃内明确表态，之前允许台当局民进党在立陶宛首都设立“台湾代表处”是一项战略错误。那么，她能不能把＂台湾代表处”撒换掉？换成“中国台北代表处”？ 鲁吉尼埃内所属的社会民主党在2024年底议会选举中赢得52席，成为第一大党。其施政纲领明确提出要将中立外交关系恢复至欧盟其他成员国水平，并删除了前任政府文件中“中国构成安全风险”的表述。 这种政策转向的直接动力来自立陶宛经济的持续衰退。数据显示，中立关系降级后，立陶宛对华出口额暴跌90%，木材、乳制品等支柱产业损失惨重，克莱佩达港吞吐量锐减40%，近百家企业陷入经营困境。 与此同时，美国承诺的6亿美元信贷仅到位1900万美元，台当局的“技术援助”也多停留在纸面上，这让立陶宛工商界和民众对激进外交政策的不满达到顶点。 但鲁吉尼埃内的改革面临结构性障碍。立陶宛议会实行一院制，社会民主党虽为第一大党，但要推动涉及外交政策的重大立法，仍需争取至少三分之二议员支持。 目前议会中，反对党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占据28席，其核心成员多为2021年涉台政策的推动者，坚决反对更改代表处名称。 更复杂的是，部分议员与台湾存在利益关联。例如，议会外交委员会副主席帕维利奥尼斯多次率团窜台，其家族企业曾接受台当局“经济合作基金”资助。这种利益输送使得议会内形成一股顽固的“挺台势力”，他们通过发起不信任动议、联合欧盟反华议员施压等方式，试图阻挠政府的政策调整。 台湾民进党当局对立陶宛议会的渗透由来已久。2022年，台外事部门设立“立陶宛事务协调办公室”，通过提供学术交流资助、企业合作项目等方式，与立陶宛50余名议员建立密切联系。 2024年，台当局以“技术合作”名义向立陶宛拨付1000万欧元，但要求受资助企业必须与台湾半导体厂商合作。这种“金元外交”在议会中培育了一批“亲台游说团体”，他们利用议会规则设置障碍，例如在审议政府预算案时附加涉台条款，要求维持代表处运作。 更值得警惕的是，台湾正试图将立陶宛打造成“以台制华”的桥头堡。2026年2月，帕维利奥尼斯牵头组织7国议员窜台，表面上是“议会交流”，实则是要构建跨大西洋的“挺台联盟”。 这种抱团取暖的行为，不仅加剧了立陶宛议会的分裂，也让鲁吉尼埃内政府在国际舆论上面临压力。面对这种局面，鲁吉尼埃内虽多次呼吁“搁置意识形态争议”，但在议会表决关键法案时，仍需依赖中间派议员的支持，这使得其政策执行力度大打折扣。 面对立陶宛的政策摇摆，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定力。2025年8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中立关系能否改善，取决于立陶宛是否真正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这种立场在经贸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虽未全面恢复对立陶宛商品的进口，但已允许部分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通过第三方渠道参与中欧班列运输。这种“选择性开放”策略，既避免了对立陶宛经济的过度冲击，又为其政策调整预留了空间。 在外交层面，中国通过多边机制施加影响。2025年12月，中国与波兰签署价值85亿欧元的基础设施合作协议，其中明确将克莱佩达港排除在中欧班列枢纽之外。这种“差异化对待”让立陶宛企业界深刻认识到，继续在涉台问题上玩火将丧失更多发展机遇。 与此同时，中国加大与欧盟的沟通协调，推动欧盟在涉台问题上形成统一立场。2026年1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对华战略文件》，首次明确反对“一中一台”，这为鲁吉尼埃内政府提供了政策回旋空间。 鲁吉尼埃内政府目前正处于关键十字路口。其政策调整的可行性取决于三个变量：一是能否在议会中争取到至少30名中间派议员的支持，从而形成修法所需的多数；二是台湾当局能否停止对立陶宛议会的干预，减少外部势力对中立关系的干扰；三是中国能否在保持原则的同时，提供更多实质性的经济合作项目，增强立陶宛朝野推动变革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