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先生全家，时隔多年今昔对比。 真是优秀的一家人，致敬民族的脊梁。 很多人脑子里一提起这个名字，先蹦出来的，是大西北戈壁，是试验场上那一声巨响，是原子弹和导弹的画面。 钱学森，两弹元勋，中国航天的功勋，这些称呼绕着他转了很多年。 家门关上，他就成了饭桌旁的老人，挪一下椅子，给家人添一筷子菜，话不多，这一家的路跟着新中国一直往前走。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成立。 外头风浪大，美苏较劲，核威胁压在头顶，中苏关系也不顺。 导弹和原子弹成了硬任务。苏联专家撤走后，国内科研一下子冷下来，指望别人已经行不通。 远在美国的钱学森，看着祖国的局面，心里有了主意，要回去，把多年积累用到自己这边，只因为认定一句“生在中国，就是中国人”。 美国方面不情愿放人，各种审查、软禁拖着时间。几经周折，他总算登上回国的船。回到国内，没有多少客套，直接进组里做事。 大西北风沙大，试验场偏远，图纸摊在桌上，从零算起，一遍遍推演。原子弹、导弹试验往前推进，“两弹元勋”的名头是后来才有。那时候就是熬夜、失败、再来。 二〇〇九年，老人安静离世，那天北京天色发灰，不少人听到消息时心里一沉。 家里的另一位主心骨，是站在灯光下唱歌的那位。 蒋英，年轻时留学、演出，老师都看好她，说有希望登上世界一流舞台。后来跟着丈夫回国，把重心挪到课堂和排练厅，教发声，教作品。外界提起她，离不开“歌唱家”“音乐教育家”这些称呼。学生记得的，是她上课时那股认真劲，有时候严，有时候又很细心。 别人替她惋惜，她自己看得平稳，把音乐交给下一代。 这样的家庭，孩子一出生，身上就带着光。 儿子钱永刚，一九四八年在战乱中出生。社会渐渐安稳以后，“钱学森的儿子”这几个字就跟在名字后面。老师看他，多几分期待，同学看他，羡慕和打量难免。外头有句话传得轻巧：“有这样的父亲，路好走。”落在他身上，反倒成了压力。 青年时期，他先去部队。 军营里规矩清楚，训练成绩和工作能力摆在那里，晋升机会够得着。 考虑到外界眼光，他主动退了一步，不愿给人留下“靠父亲”的话柄。等到高考恢复，他回到考场，凭成绩考进国防科技大学，选择计算机专业。当时这个方向在国内还新，他就埋头往里钻，从基础做起。 读完书，他也出国学习过。 学业告一段落，他选择回国，把重心放在应用软件研制上，这个领域名气不大，用到的地方却很多，军工单位、科研部门都需要。 后来，他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讲课、带学生、做项目，生活节奏不花哨。 妹妹钱永真走的是另一条路。 在美国出生，一九五五年跟家人一起回国。家里常有音乐，她耳朵灵，母亲练声，她在旁边跟着，音不跑。 蒋英看在眼里，知道女儿对音乐有感觉，就把自己的经验一点点教给她，从发声到上台的姿态。 那时候国内高考还没恢复，她没有一套标准的升学通道。遇上勤工俭学机会，她又到美国，一边打工一边上课。 学成之后，她回到国内，继续走音乐这条路，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上，排练、上课，偶尔演出。很多老一辈见到她，都忍不住说一句：“像蒋英。”相似的不只是一张脸，还有站在舞台上那种稳稳的感觉。 外界常问，这样的父母，怎么教孩子。 兄妹俩回想过去，印象深的，其实是一些具体小片段。学校里老师对他们要求很高，经常说：“要考满分，你一生里的成绩只有一百分和零分，九十九分都不行。”这些话听多了，孩子难免把分数看得很重，没拿到满分时闷闷不乐。 回到家里，气氛缓和许多。 父亲听到孩子因为成绩发愁，只说一次，不考满分没什么，试卷上的题是死的，人要多看看世界，多走走路，多长见识。母亲更强调劳逸结合，到了重要考试前，反而会让兄妹俩先放下书，到外面散散心。 如果还不愿停，她就直接拦住，觉得过度钻进分数里，脑子会越想越窄。 慢慢的，这一家形成了自己的劲头。 兄妹俩在光环里长大，没有躲光，也没有只靠光。 外界提起这一家，常常是一串头衔往外说：两弹元勋、中国航天之父、世界级歌唱家、音乐教育家。真把视线移到屋里，就是一家人围桌吃饭，饭后有人翻书，有人轻声哼曲，有人把白天的趣事说一说。 二〇〇九年那个灰蒙的日子已经过去很久。 再看这一家人的轨迹，父亲的科研成果留在史册里，母亲的歌声留在学生心里，儿子、女儿在各自岗位上守着本分，把事做好，把日子过稳。 名声一直挂在那儿，更扎实的，是他们身上那股不爱多讲、愿意多干的劲，是在喧闹世界里，把国家和家庭安安稳稳放好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