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宋祖英亲手把年仅18岁的小保姆送进了监狱，一判就是7年，而这个保姆还是自己的老乡，人也长得十分漂亮。 1994年前后，宋祖英按老家亲戚的推荐，把老乡江海平接到北京。这个湖南姑娘年纪不大，懂家乡话，又能陪母亲聊天，宋祖英很快把江海平当小妹看待。 早餐要有酸辣开胃的小菜，宋祖英母亲爱吃什么，江海平就一早跑市场去找什么；家里卫生、洗衣、做饭、弟弟看病挂号拿药，统统交给江海平。工资开得比同龄人高，家里吃穿用度一视同仁，抽屉里的买菜钱、存折也交给江海平保管。 正因为这样毫无防备，这段雇佣关系后来才走向极端。江海平在小区理发店认识了张强，也有版本说是本来就交往的社会青年男友。 对方得知江海平在宋祖英家做保姆，知道宋祖英演出不断、收入不菲，开始描绘开服装摊、做生意的美梦，一边卖惨一边怂恿江海平“先挪一点，赚了再还”。 刚开始江海平只是偶尔从抽屉里拿几十、几百试水，发现没人察觉，胆子一步步变大。 一次演出回来，宋祖英顺手把好几万现金和一张10万额度的存折放进抽屉，想着抽空再去银行，结果忙到忘记。 等想起要存钱时，抽屉里只剩空格。宋祖英翻遍所有柜子，问母亲、弟弟和江海平，三个人都说没拿。宋祖英不愿凭感觉指责任何人，只能报案。 警方介入以后，很快发现所谓“家遭抢劫”的字条笔迹与江海平一致，询问笔录前后矛盾，顺着线索追到广州。 另一边，有说江海平曾跟张强南下，钱大部分被张强赌光，人随即失踪；也有版本说男友干脆卷款跑路，只留下江海平一个人面对追问。无论哪一种说法，结果都一样，钱追回一部分，人逃得无影无踪。 在宋祖英多次托人劝说之下，江海平最终在父亲陪同下自首，把偷钱经过讲清楚。 案件被以盗窃罪、数额巨大起诉，1996年法院开庭时，公诉方列出现金、存折去向、笔迹鉴定等证据，江海平当庭认罪。 辩护意见一边强调未成年或刚成年的身份，一边提出有自首情节，希望减轻惩罚。 宋祖英出庭作证，平静说明江海平平日做事勤快，对老人和弟弟照顾周到，也不回避盗窃事实严重。 宋祖英表示不再追讨损失，不要求额外赔偿，只希望法院在量刑时考虑江海平还年轻。最终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附加罚金，之后在监狱因表现良好多次减刑，实际服刑年限被缩短。 刑期开始以后，故事并没有画上句号。江海平被分到女监服装车间，从最基础的穿针引线练起，慢慢学会裁剪、样衣制作。 宋祖英托人送去缝纫书、生活用品和家乡辣酱，拜托狱方帮江海平学出一门手艺。江海平在车间里干活认真，遇到火情时还能主动带着室友疏散，被评为积极改造对象，多次获得减刑机会。 出狱那天，江海平手里握着宋祖英托人写的裁缝店地址，也有说宋祖英还塞了第一笔启动资金。 江海平回到湘西小县城，租了个门面，靠缝补衣服、做苗族童装一点点把生活撑起来。 小店门口挂着“诚信”两个大字，每年江海平寄一箱橘子到北京，宋祖英则回寄点心、布料，两人没再回到昔日的主仆关系，却在另一种距离上维持着联系。 这桩保姆盗窃案在当年闹得很大，有人说宋祖英太绝情，为了一笔钱把一个年轻姑娘送进监狱；也有人觉得，这笔钱在那个年代几乎是一个家庭的全部积蓄，不交给法律处理才真正不负责任。 宋祖英的做法，既没有因为亲情放弃原则，也没有把人一脚踢进深渊之后就转身离开，而是在法律之外，用几年时间默默帮江海平补上另一条路。 10万被偷走的，不只是现金，也是人和人之间最初的信任；多年以后一点点补回来的，是一个年轻人重新谋生的能力，也是雇主对“底线”和“仁义”两件事的双重坚持。对旁观者来说，这个故事既像一则关于贪念的警示，也像一堂关于如何在伤害之后仍然选择善意的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