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几个日本兵闯入一位中国老人家中，谁料，老人竟用流利的日语破口大骂，不成想，这群日本兵的首领站了出来，对着老人鞠了一躬，并用日语说：“陈桑学长，我们保证今后绝不再骚扰，还要把您和家人们保护得好好的！” 1890年出生的陈寅恪，从长沙书香门第走出，一生都在路上。幼年在家塾与思益学堂之间穿梭，白天读四书五经与经史，晚上练英文几何，祖父做过巡抚，父亲办新式学堂，把旧学根柢与新学方法一并塞进这个孩子的脑子里。 12岁随兄远赴日本弘文学院，再到复旦公学、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院、哈佛大学，足迹连线成一张世界学术地图。 别人为文凭奔波，陈寅恪却宁愿放弃博士学位，把时间花在梵文、巴利文、藏文、蒙古文这些冷门又难啃的文字上。欧洲学者解不开的古文献疑难，常常一封信问到这位中国学者案头。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三十多岁的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导师。讲台上的陈寅恪不谈教科书，只讲自己近年的新见解，从魏晋南北朝讲到唐代制度，从佛经翻译讲到中亚文字，学生一边奋笔疾书，一边感到视野被不断打开。 等到几位前辈离去或离开北平，清华学界几乎由陈寅恪一人支撑，圈内渐渐形成一个共识，这个人可能是全国最博学的学者。 风云突变时，这种学问背后显露出的，是不肯低头的脊梁。九一八之后，日本方面几次示意邀请去日本任教避战，信件直接丢进垃圾篓。 1937年北平沦陷，85岁的陈三立绝食殉国，陈寅恪守孝时右眼视网膜脱落，医生劝留城治疗，宁愿失明也不愿留在占领区，携家南逃路上，一大批研究魏晋南北朝的资料散落不知所终。 香港沦陷那天，几名日本兵闯入寓所搜查，陈寅恪身着长衫坐在椅上，用一口标准日语怒斥擅闯民宅行为，士兵惊愕之余连连鞠躬退出。 占领当局随后修门送粮，希望借机拉拢，这些东西全部被扔出门外。更大诱惑是厚金开出的学院和职务，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内地，凡与伪机关沾边的安排一律拒绝。 逃离香港之后，陈寅恪辗转桂林、西南联大、燕京大学，中途左眼彻底失明，晚年只能靠口述写作，唐筼与助手黄萱在旁整理记录。 视力熄灭，记忆却愈发清明。1962年中印边境争端激烈，印度拿麦克马洪线做文章，我方急需史料支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被请出，凭脑海里的图志与文书，讲清中印边界的历史演变，为谈判提供关键依据，并明确提出反击性质是自卫，这个定性后来被写进那场战争的名字。 在人生最后阶段，陈寅恪在岭南与中山大学闭门撰稿，以柳如是别传等作品，把诗文与史料缠在一起，守住心中那条文化本位的线。 中科院史所的所长位置曾摆在面前，一句不学政治、不奉马列便推了回去。名望愈高，姿态反而愈低，在课堂上仍旧穿着旧长衫拎着布包，对学生只谈材料与推理，不谈风向与利害。 1969年10月在广州离世以后，唐筼很快随之而去，两人骨灰几经转移，最终安葬庐山植物园。墓旁巨石上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字，是后人替陈寅恪写下的总结。 回看这一生，从少年跨洋求学到白发口述边疆史，真正一以贯之的，不是头衔、不是地位，而是在乱世中始终不肯交出的那一点独立心与自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