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苏上位秦朝就会长久? 世人总叹扶苏之死是秦朝覆灭的关键,若这位被史料称许为仁厚的公子顺利继位,横扫六国、一统天下的大秦,真能跳出二世而亡的宿命,延续千秋霸业?千百年来,这种假设被反复提及,仿佛扶苏的死是压垮大秦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褪去滤镜细看,这份假设背后,藏着太多被忽略的现实桎梏,扶苏即便上位,也未必能改写秦朝崩塌的结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横扫六国,结束了数百年的诸侯割据,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登基之后,他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与度量衡,北击匈奴、修筑长城,南征百越、开凿灵渠,一系列举措奠定了大一统王朝的根基,却也为秦朝的覆灭埋下了致命隐患。他信奉法家思想,推行严刑峻法,一人犯法,亲族邻里连坐,刑罚残酷到令人发指;为满足自己的享乐与统治野心,他征发百万徭役,修筑阿房宫、骊山陵墓与万里长城,常年的徭役赋税压得百姓喘不过气,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天下百姓的不满早已暗流涌动,只是碍于秦始皇的威严,始终不敢爆发。 扶苏作为秦始皇的长子,自幼接受儒家教育,性情敦实,行事宽厚,与秦始皇的刚猛残暴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性格差异,最终让他与父亲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因方士卢生等人讥谤自己,大怒之下下令坑杀咸阳城内的术士与儒生,史称“焚书坑儒”。此事发生后,朝堂之上无人敢谏,唯有扶苏挺身而出,直言反对秦始皇的暴行,认为儒生诵法孔子,重法绳之恐天下不安。 这番直谏彻底激怒了秦始皇,他本就对这个与自己理念相悖的长子心存不满,此番更是认定扶苏过于仁弱,不堪大用,于是下旨将扶苏贬至上郡,让他担任蒙恬的监军,协助蒙恬修筑长城、抵御匈奴。这一贬,看似是对扶苏的惩罚,实则是将他排挤出了权力中心,远离了咸阳的朝堂纷争。彼时的蒙恬手握三十万北方精锐,是秦朝最具实力的将领,蒙氏家族更是世代忠良,深得秦始皇信任,扶苏虽为监军,却也借此掌握了一定的兵权,拥有了自己的势力根基。 可远离朝堂的几年,并未让扶苏学会政治斗争的手腕,反而让他更加远离了权力核心的博弈。他在边境与蒙恬并肩作战,威望渐长,却对咸阳城内的局势一无所知,朝堂之上,赵高、李斯等人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牢牢掌控着朝政大权。赵高身为中车府令,深得秦始皇信任,掌管皇帝的车马与玉玺,暗中依附于少子胡亥;李斯作为丞相,虽有治国之才,却极度贪恋权势,始终站在能维护自己利益的一方,两人早已暗中勾结,伺机而动。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东巡,行至沙丘时病重,深知自己时日无多的他,命赵高草拟诏书,传位于扶苏,让他将兵权交予蒙恬,速速回京主持丧事并继位。可这份诏书尚未送出,秦始皇便驾崩离世。赵高与李斯担心扶苏继位后,会重用蒙恬等人,损害自己的利益,于是暗中篡改诏书,赐死扶苏与蒙恬,拥立年幼无能的胡亥为帝,史称“沙丘之变”。 当伪造的赐死诏书送达上郡时,蒙恬早已察觉其中有诈,劝说扶苏上书求证,可扶苏却性情执拗,秉持着“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的愚忠,毅然拔剑自刎。这份愚忠,不仅断送了他自己的性命,也让大秦失去了最后一丝“续命”的可能——至少在世人看来是如此。可细想之下,即便扶苏没有自杀,顺利接过皇位,秦朝真的能长久延续吗?答案或许是否定的。 扶苏继位后,首要面临的便是朝堂内部的权力博弈。赵高与李斯掌控朝堂多年,党羽遍布朝野,扶苏虽有蒙恬的三十万大军作为支撑,却缺乏朝堂内部的势力根基,想要铲除赵高、李斯等人,绝非易事。更何况,蒙恬的三十万大军需要驻守北方边境,防备匈奴南下,无法全部调回京城,一旦扶苏与赵高、李斯展开权力争斗,北方边境必然空虚,匈奴趁机入侵,大秦将陷入内忧外患的两难境地。 即便扶苏成功清除了赵高、李斯等奸佞,稳定了朝堂局势,他推行的仁政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秦朝的深层矛盾。秦朝自建立以来,便以法家思想为治国核心,严刑峻法早已深入人心,朝堂之上的大臣大多是法家思想的追随者,扶苏想要推行儒家仁政,改变秦始皇留下的治国理念,必然会遭到全体朝臣的反对,甚至引发朝堂动荡。更何况,多年的严刑峻法与徭役压迫,早已让百姓对秦朝失去了信心,民心尽失的王朝,仅凭一份仁政,难以挽回局面。 更为关键的是,六国旧贵族的隐患始终存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并未彻底清除六国的旧贵族势力,只是将他们迁徙至咸阳监管,这些人始终心怀复国之志,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推翻秦朝的时机。扶苏继位后,即便推行仁政,也难以安抚这些旧贵族的复国之心,他们想要的不是秦朝的仁政,而是恢复自己昔日的统治地位。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六国旧贵族纷纷起兵响应,项羽、刘邦等势力迅速崛起,即便扶苏在位,也难以抵挡这股汹涌的反秦浪潮。

山君
谁上位都长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