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冯增敏带着200多人向越军投降，回国后被判10年徒刑，可他却说：“我当时也是迫于无奈啊！” 一九七九年春天，军事法庭里坐满人，被告席上的连长背挺得笔直，军装洗得发白。 宣判书一行一行念下来，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率部向越军投降，有期徒刑十年。连长听完，只是抬眼又垂头，像早把这一天在心里过演练无数遍。 他叫冯增敏，五十军一百五十师八连连长。 很少有人再去回想，这场边境战争之前，中越还被叫作“同志加兄弟”。中国援越抗法，援越抗美，武器、物资一批批送过去，胡志明常来北京，毛主席把越南当可以互相托付后背的战友。 等到七十年代，气候变了味。越南全国统一之后，一头出兵柬埔寨，一头把原本属于中国的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揽在手里，境内刮起排华风，华侨华人被撵出家门。 陆地边境那边，越军哨所一步步往前挪，中国一遍遍抗议，对方装作没听见。 一九七九年二月，忍不下去。二月十七日清晨，广西和云南方向的部队奉命出击，东线三路突入越境，在东溪设起环形防御，把通向高平的路卡死，越军三四六师被圈在山谷里。 前线战报很快传来，高平失守，谅山告急，中国军队拿下谅山周边据点，封死这座要塞，越军三零八师主力在炮火里被打烂。 东西两线一步步往前顶，深入越境四十多公里，越北几个重要军事重镇接连落在中国士兵脚下，河内在地图上已经挨近中国火力影子。 北京在一开始就把话说明白，中国不要越南的一寸领土，对越自卫还击是惩戒性的，有礼，有利，有节，目标达到就收兵。 三月六日，部队开始一边清理战场一边往境内回撤，三月十六日宣布撤军完成。 战后统计摆出来，我军伤亡两万七千多人，其中牺牲六千多，还有五百多人因为武器质量问题伤亡。越军那头，正规部队伤亡大约六万，民兵接近五万，总数超过十一万。 大部队往回走，边境线上还得有人压阵。 许世友把五十军一百五十师拎出来，安排殿后，掩护友邻安全撤回。这支部队此前一直当战略预备队，真上阵不多，官兵心里有股劲儿。 照当时判断，越军主力已经被打疼，殿后风险不算最大，三月的夜里偏偏出事落在他们头上。 三月十一日深夜，第二营照例在山里巡逻，营里一边巡逻一边收拾器材准备撤离。 越军火力忽然在黑暗中炸响，子弹打在树干和石头上，火光一闪一闪，二营立即被压在地上。 对面是越军正规部队，人多，还端着重武器，显然早踩好点。 上级接到报告，把一连和八连推上去救援。一连刚接近战场，就被提前布下的火力点咬住，连长倒在前沿。八连从另一侧钻进密林，冯增敏带队，想借丛林遮挡火力。 战斗拖到天色发白，山里的雾还没散。 八连伤亡一路往上加，原本满员的连队，到这会儿只剩二百零三个人，不少人身上带伤。 弹药只剩零星几梭，干粮见底，后方补给过不来，山路被堵，看不见援兵身影。 越军一圈圈收紧包围，重火器的声浪压在山头，连长和战士心里都清楚，再硬撑下去，很可能等来的不是突围，而是一整连写进阵亡名单。 这些兵大多二十来岁。军营里整天念叨的是宁死不降，投降两个字在每个人心里都沉甸甸的，自尊、荣誉、脸面全压在上头。 冯增敏站在密林里，一边听枪声，一边看着身边这二百多张年轻的脸。对他来说，真要咬牙带队冲出去，死在阵地上，军功、烈士称号大概一样不缺。 对连队来说，很可能连一块整齐的墓地都留不下，只剩一串数字躺在纸上。他心里来回拽，一头是写在条令上的军纪，一头是活生生的生命。 那道命令一出口，水泼不回去。冯增敏带着二百零二名战士放下武器，向越军方向走去，整连被押进战俘营。 一九七九年五月初，国际红十字会牵头组织中越双方交换俘虏，这批人被送回国时，一个个衣衫破烂。站在中国一边的越军俘虏，住的是干净营房，有饭有被子，这一来一回的落差，让不少人心里说不出滋味。 消息传回国内，骂声跟着压下来。 有人说他给军队抹黑，有人说这是怕死认怂，还有人干脆一句话，连这批人都不配穿解放军军装。现在突然冒出一个率部投降的连长，很多人本能地把最重的话往他头上扣。 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把这种情绪写成条文。 十年徒刑，对他来说，不只是对“投降”两个字的处罚，也等于承认那一刻确实踩了军人最硬的红线。 他没有替自己辩解，也没有找理由，只是点头认下。 蹲在高墙之内的那些年，他一遍遍回想一九七九年三月那一夜，想过如果当时扛到底，结局会怎样。 战后很长时间，中越边境还不算太平，摩擦拖了近十年，对那场战争的说法此起彼伏，关于这个连长的评价也始终摇摆。 有的人只盯着“投降”两个字，认定他一辈子抬不起头。也有人想起，那些后来成了父亲、成了工人、成了普通老百姓的战士，当年是靠那道命令才从密林里活着出来。 冯增敏本人不爱多说，别人问起，他只是摇头，丢下四个字，说那是无奈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