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来不徇私情，对亲戚要求很严格。 我举一些事。 一位退休老干部把一封老信交给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信纸发黄，字不多，中间一行很扎眼：“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 故事得从一九四九年说起。 七月湖南解放，老家的亲戚朋友都知道，韶山那个穷孩子已经变成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有八个表兄弟，还有一大片外婆家、舅家、姑家亲戚，谁家院子里一围坐，迟早要说到“给北京写封信”。信从乡下往北城飞，有问候，有打听，更有求官求职的。 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索性把话说透。 他在开国大典前后来信，希望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 那时候，各机关确实在大量招人，不少老干部家属、亲友，只要历史清白，经介绍就进了单位。有人也劝毛泽东可以顺水推舟，他慢慢摇头：“别人的亲友可以来，我的不能来，人民会说话的。” 他当场跟秘书田家英定了规矩：亲戚要进京看他，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要托他安排工作，一律谢绝；他本人不写条子，不打招呼，不说情。 对亲戚来说，这相当于先把路砍断，让大家死了“走后门”的心。 杨开智那件事，他又发出两封电报。 一封给王首道，当时是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交代杨开智等“不可来京”，要在湖南按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能允许，如杨老太太生活困难，可以酌情帮一点。 另一封请王首道转交杨开智，提醒他在湖南听候省委分配，不要抱奢望，不要来北京，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不要让政府为难。 文运昌后来写信给田家英，把十四个亲属的名字一口气列在纸上，希望在工作或升学上得到照顾。 田家英心里明白，这事要毛泽东点头，就把信呈上去。 毛泽东看完，就写下那行批示：“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一句话把门关死。 信先放在唐家圫一位小学教师手里，一九六九年辗转到那位长沙干部家中，他又藏了几十年，才在二〇一一年送进纪念馆的玻璃柜。 亲戚这条路堵得紧，对老战友的家属，他手上的尺也没变。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日，他给田家英写信，说起长沙女教师李淑一。她是柳直荀烈士的遗孀，也是杨开慧的挚友，靠教书吃饭，年纪大了，还要上很多课，“年长课繁，难乎为继”。 有人托毛泽东把她推荐到北京文史馆当馆员。 烈士有功，遗孀有才，又和自己家里关系近，照人情说帮一把再正常不过。 毛泽东在信里却写：文史馆资格要求颇严，他之前已经推荐过几个人，一个都没录取，现在“未便再荐”。文史馆有文史馆的规矩，他不能拿自己的面子去拧。 对于李淑一，他愿意拿出稿费，补贴一点生活，请田家英写信给杨开智，再转问李淑一本人愿不愿意。岗位问题，他不再开口。一九五九年，他在长沙蓉园接见李淑一，两人合了一张影，算是把这份念旧落在心里而不是落在官位上。 同年四月二十九日，他又写信给外祖父家的乡党支部和乡政府。 唐家圫文家这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他，回去以后，有些人说话带着三分神气，不大服当地干部管。毛泽东在信里说，文家是他的亲戚，又是劳动人民，他是爱他们的；也正因为爱，希望他们和乡亲一样，服从党和政府领导，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不能有特殊。如有落后言行，该批评就批评，不要因是他的亲戚就不开口。 他还叮嘱乡里干部，不要因为文家跟他有亲戚关系，就不好放手管理。 这些信件合在一起，就是他后来常说的那几句“亲情规矩”：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 对亲戚如此，对老友如此，对子女，他要求得更紧。 还有一件事，落在毛岸英身上。 外婆本家的亲戚向三立给他写信，说已经参加了革命工作，希望安排个好岗位，还提到舅父盼着在长沙弄个“厅长方面的位置”，认定只要通过毛泽东开口，事情就有望。 毛岸英回了一封长信，署名“岸英 上 10月24日”。 信里先带几句近况，电话没打通，朋友来信地址弄丢，语气平平。说到正事，他直言对舅父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念头感到非常惭愧。 新的时代已经来了，旧中国那套靠裙带上台阶的想法该收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就在于不能再搞“皇亲贵戚仗势发财”，要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 有人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他在信里一步步拆开。 如果人情指的是帮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升官发财，那共产党确实不讲；共产党讲的是另一种人情，是对人民、对劳苦大众的那种感情，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 他提到外祖母，说自己对外祖母感情很重，也猜到外祖母可能在骂他“不孝”，骂他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他只好忍着，因为一旦在亲戚身上破了规矩，就对不起更多人。 他让亲戚记住毛泽东说过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生活困难主要要靠土地改革、工业发展和统一的烈士家属抚恤办法，和千千万万贫苦大众一起等一个时机，而不是指望自己先比别人好。 时间长了，许多亲戚、好友就老老实实在本地工作，或者下地务农，成了普普通通的劳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