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一位21岁的女犯人被判处死刑，临行前，狱警问她还有什么想说的，谁知她竟回道：“帮我验身，证明我是处女！” 修莉出生于1970年，在上海一个普通居民区长大。那个时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城市生活节奏加快，许多年轻人通过学手艺谋生。1988年，她高考落榜，家庭无力支持复读，便进入一家电器修理铺当学徒。这类铺子在街头巷尾常见，修理电视机和收音机成为热门职业。修莉的日常工作包括拆卸零件和焊接线路，铺子老板尹怀市负责指导新手。他35岁，已婚有女，对修莉表现出过多关注，常在工作间隙递给她零食或水果。尹怀市的行为逐渐越界，他借教导机会靠近修莉的身体，这种举动在当时的工作环境中并不少见，却给当事人带来困扰。修莉试图保持距离，但铺子空间有限，难以完全避开。 1990年11月，铺子聚会结束后，尹怀市对修莉实施侵犯。她反抗并逃脱回家，此事本该就此结束，但尹怀市开始在周边散布谣言，称修莉主动勾引他。这种传闻在邻里间迅速扩散，影响修莉的声誉。母亲听到后斥责修莉，家人关系紧张。街坊的议论让修莉难以在原地立足，她选择搬离家庭，租住简易住房。谣言的传播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女性道德的严格要求，一旦涉及男女关系，女性往往承受更多指责。修莉在新环境中尝试重建生活，结识一位同龄男子小华，两人关系发展顺利。小华的出现给修莉带来短暂安慰，但尹怀市找到小华，重复那些不实指控。小华相信谣言，选择结束关系。 修莉的遭遇凸显谣言对个人生活的破坏力。她失去家人信任和情感支持，陷入孤立。尹怀市继续干扰她的生活，利用社会网络放大负面消息。这种行为在90年代初的城市社区常见，缺乏有效机制制止。修莉决定报复，她针对尹怀市的8岁女儿小雯下手，利用女孩的信任将其带离学校，并在僻静处使用铁锤致死。案发后，修莉未逃跑，直接等待警方到来。警方调查显示，动机源于长期积累的怨恨和绝望。1991年春季，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案。修莉被控故意杀人罪，证据包括目击证人和物证。法庭认定她的行为构成犯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判决后，修莉未上诉，接受结果。执行前，她提出要求检验身体以证明贞洁。狱警上报后，安排医疗检查，结果确认她的清白。这个要求源于对谣言的抗争，她希望在死前澄清名誉。事件发生在上海女子看守所，检查过程由专业人员完成。修莉的案件在当时引起局部关注，反映出女性在社会压力下的极端反应。尹怀市的初始行为虽未直接犯罪，但引发连锁事件，导致悲剧发生。他的散布谣言加剧修莉的痛苦，却未受到相应惩处。这种不对等在90年代司法环境中存在，侧重于重大犯罪而非日常骚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