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方天升任国民党第18军军长后，嚣张至极，尤其是对前任军长彭善的亲信打压严重，参谋长梅春华深受其害，以至丢了性命。 梅春华是湖南醴陵人，出身农家，父亲早年在镇上当塾师，靠教蒙童识字攒下几亩薄田。他从小跟着父亲读书，写得一手好毛笔字，1924年黄埔军校招生，他背着母亲缝的蓝布包从醴陵走到长沙，又坐船到广州，一路走了半个月。入学那天，他在报名册上签下“梅春华”三个字，笔锋刚劲，像他后来的性格——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 彭善当18军军长时，梅春华是他的老部下，从排长一步步做到参谋长，两人一起参加过淞沪会战，在上海闸北的巷子里守了三天三夜，梅春华的左腿被弹片划开一道十厘米的口子，还是彭善拽着他往防空洞跑的。那时候他们穷得叮当响，有时候一天只啃两个冷馒头，但彭善总说：“咱们是带兵打仗的，只要守住阵地，老百姓就能睡踏实觉。”梅春华信这话，所以在彭善手下干了八年，从来没抱怨过苦。 可方天上任后，一切都变了。方天是江西人，早年跟着陈诚发迹，说话带着浓重的赣方言，开口就是“你们这些老东西不懂规矩”。他上任第一天，就把梅春华叫到办公室，扔给他一份调令：“你去管后勤，参谋长让李副官接。”梅春华捏着调令的手发抖——后勤是最累最没实权的差事，明摆着是挤兑他。他敲开彭善的门，彭善正在擦手枪，抬头看了他一眼：“忍忍吧，方天背后有人。”梅春华咬着牙点头，可没想到这一忍，竟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1942年春，18军奉命去湖北宜昌修工事，梅春华负责物资调配。那天他去仓库查账，发现少了二十箱水泥，还有五桶汽油。他立刻去找方天的秘书，秘书翻着白眼说：“梅参谋长，你现在是后勤的人，别管这么多。”梅春华急了：“水泥是要修碉堡的，汽油是给卡车运粮的，少了怎么行？”秘书笑了：“你以为你是彭善的老部下就能说了算？方军长说了，以前的事都得翻篇。” 当晚，梅春华在宿舍写报告，刚写了两页，门被踹开了。四个士兵闯进来，把他按在地上，其中一个掏出绳子捆住他的手。梅春华挣扎着喊：“你们干什么？我要见方军长！”没人理他，他被拖到营外的树林里，士兵们用枪托砸他的背，用脚踩他的腿，直到他晕过去。等他醒过来，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他躺在病床上，左腿肿得比右腿粗一圈，床边放着一封信——是方天写的，只有八个字：“管好自己的嘴，否则后果自负。” 梅春华没服软。他让护士帮他写信给重庆的监察院，可信刚寄出去，就被方天截住了。方天找他谈话，拍着桌子说：“你再闹，我就让你尝尝通共的滋味。”梅春华盯着方天的脸，突然笑了：“方军长，我梅春华从投军那天起，就没怕过死。你要是敢冤枉我，我死也拉着你去见阎王。”方天愣了愣，挥挥手让他走，可没过三天，就传来了梅春华“畏罪自杀”的消息。 据当时在场的士兵说，梅春华是在办公室里死的，桌上有半瓶安眠药，还有一封没写完的遗书。可谁都知道，那安眠药是被人灌下去的——梅春华的嘴角有血，指甲里全是抓痕，明显是挣扎过的。彭善得知消息后，气得摔了茶杯，可他刚要派人调查，就被调去了重庆当参议，再也没回来。 梅春华死后，他的妻子带着儿子回了醴陵老家。儿子梅向阳后来考上了西南联大，毕业后成了一名中学老师。他说：“我爹是个直肠子，眼里容不得沙子。他要是活着，肯定会骂方天这种小人——因为当兵的要是不讲良心，跟土匪有什么区别？” 这些年，有人在回忆录里提到梅春华，说他“脾气太倔”，可更多人记得的是，他在淞沪会战时，把自己的棉大衣给了受伤的士兵；是他为了给前线送弹药，亲自押车走了三百里山路；是他临死前还在写报告，想替士兵们讨回被克扣的军饷。这些细节，比任何口号都有力量——因为它让我们看见，在那个混乱的年代，还有人愿意为了良心拼到最后。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