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军的一名伙夫和大部队走散了，被解放军拦下。解放军看他年纪大，便发了2块银元让他回家，谁知这个伙夫，竟是国军军长！ 在1948年那个“大厦将倾”的关头，国军高层里头演“变装秀”的可不止这一位。这故事的主角，很可能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飞将军”——孙元良（注：孙元良在淮海战役中化妆潜逃，虽具体“两块银元”细节为民间演义，但其乔装逃脱史实确凿）。当然，也有人说是李弥，甚至是汤恩伯当年的翻版（汤恩伯1944年确实化妆成伙夫逃过一劫）。 但不管名字叫啥，这个“伙夫军长”的背影，简直就是那个时代国民党军队溃败的缩影——平时作威作福，难时如鼠乱窜。 说到这儿，您可能觉得这军长挺“机智”，能从千军万马的包围圈里捡回一条命。但我告诉您，这事儿咱们得两面看。 同样是“军长”，同样是“伙夫”，历史有时候就是喜欢跟人开玩笑，它在另一头，给咱们安排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对照组。 您知道吗？在咱们共产党的队伍里，还真有一位“总司令级别的伙夫”。这事儿不是演义，是铁板钉钉的史实。 咱们把镜头从1948年稍微往前拉一拉，拉到1927年。 那时候南昌起义刚失败，队伍被打散了，情况比1948年的国军还要凶险万分。当时，朱德同志带着剩下的几百号人，在赣南的山沟沟里转悠，那是缺衣少食，还要面对敌人的层层围剿。 有这么一回，在濠头圩的一个破祠堂里，朱德身边就剩个警卫员。半夜里，一群地方民团（土匪武装）突然闯了进来。这帮家伙是冲着蒋介石的悬赏来的——那时候朱德的人头可是值大价钱！ 民团头子拿着枪，黑洞洞的枪口指着朱德，恶狠狠地问：“朱德在哪？快说！” 您猜朱老总当时啥反应？ 那时候他胡子拉碴，身上穿着件满是补丁的破军装，还系着条油腻腻的围裙，看着比那个国军“伪伙夫”还像伙夫。朱老总面不改色心不跳，顺手往后院一指，淡定地说：“在后面嘛。” 那帮民团呼啦一下就往后院冲。这时候，有个小头目起了疑心，上下打量着朱德，阴阳怪气地问：“你是干什么的？” 朱德把手往袖子里一抄，用那种特有的憨厚口吻回答：“我是伙夫头。” 那小头目一看，这人满手老茧，一脸风霜，哪像个当官的？信了！转头去抢警卫员手里的袋子，以为里面有钱。 就在那帮人抢钱的一刹那，朱德眼疾手快，从柴草堆里摸出驳壳枪，“砰”的一枪撂倒了小头目，带着警卫员跳窗脱险。 这就是差距！ 国军那位军长，化妆成伙夫，是为了扔下部队，保自己的荣华富贵，那是逃命； 而朱老总化妆成伙夫，是为了保住革命的火种，那是为了以后能带着大伙儿打回来！ 1948年5月，就在那个“国军伙夫”拿钱跑路的前夕。 这时候的朱德，已经是威震天下的解放军总司令了。他和陈毅、粟裕两位老搭档，坐着吉普车赶往豫东前线，准备指挥即将到来的开封战役。 按理说，这时候朱老总身份何等尊贵？出行得前呼后拥吧？可他们为了赶时间，硬是只带了一个警卫排，两辆吉普车，一辆大卡车，就敢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穿过去。 车队走到河北邯郸附近，麻烦来了。侦察兵报告：前面公路上有敌军，后面也有敌军车队追上来！咱们被夹在中间了！ 警卫员急得直跺脚，要把首长藏起来。可朱老总大手一挥，那股子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势又来了：“走，怕什么！就这几个游兵散勇。” 他命令：打开车大灯，大摇大摆地开过去！ 黑灯瞎火的旷野上，三辆车灯火通明，马力全开，车身擦得锃亮。路边的国民党兵一看这阵势，全都懵了。他们心里琢磨：这大半夜敢这么横着走的，肯定是南京来的大官啊！或者是哪个师长军长的车队！ 这帮国军士兵不但没敢开枪，反而一个个立正敬礼，乖乖地退到路两边，目送着咱们的“长官”扬长而去。 这就是心理战，这就是胆识！ 同样是面对敌人，那个国军军长心虚胆寒，把自己贬低到尘埃里去装孙子；而朱老总呢，哪怕身陷险境，也敢亮出獠牙，把敌人的势利眼变成自己的护身符。 咱们回过头来再琢磨琢磨这“两块银元”的事儿。 那两块银元，对于那个落荒而逃的国军军长来说，可能是救命钱，是他余生吹牛的谈资，“想当年老子如何骗过了解放军”。 但对于历史来说，这两块银元其实是一张判决书。它判决了一支军队的死刑。 为什么这么说？ 一个军长，在关键时刻不想着怎么组织抵抗，不想着怎么对得起手底下的弟兄，满脑子想的只是怎么变成一个“伙夫”混过去。这就说明，这个集团从上到下，信念已经崩塌了。当官的把当兵的当炮灰，当兵的自然也就没了魂。 反观解放军这边，看你是个老伙夫，哪怕是敌人，也给你路费让你回家。这种仁义，这种把人当人的态度，才是无坚不摧的力量。 所以说，1948年的战场上，胜负其实早就不在枪炮声里了。 那个拿着银元跑路的国军军长，或许能保住后半辈子的富贵，但他永远丢掉了作为一个军人的脊梁。而那位曾经自称“伙夫头”的朱老总，却用他的扁担和驳壳枪，挑出了一个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