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52岁的金庸爱上16岁女招待。他想要和妻子离婚，妻子说：“可以，但是那个女的必须绝育”。金庸才答应没多久，他的长子就美国自缢身亡了。 这短短几十字，道尽了江湖之外的惨痛现实。 它比任何一部武侠小说的情节都更令人心碎，因为它不是虚构的快意恩仇，而是一个家庭真实的分崩离析。那位妻子，是与他共患难的朱玫；那长子，是他们寄予厚望的查传侠。 朱玫绝非寻常女子。 她是新闻记者出身，美丽能干，精通英语。当年《明报》草创，筚路蓝缕，她是报馆唯一的女记者。金庸曾深情回忆，“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 一杯咖啡两人分享，夜半渡口并肩同行。明报的江山，有她不可磨灭的血汗。 婚姻的裂痕，往往起于微末。 事业稳固后，强势能干的朱玫与金庸常因工作激烈争吵。苦闷的他，在北角一家餐厅邂逅了16岁的女侍应林乐怡。传说始于十元小费，少女拒收并体贴地说：“金庸是文人，靠写稿为生，赚钱是相当辛苦的。” 这份仰慕与温柔，成了中年才子无法抗拒的慰藉。 朱玫的刚烈，在离婚条件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她提出的要求冷酷而清醒：一笔补偿金，以及林乐怡必须进行绝育手术。后者是为了保护她四个亲生子女的权益，杜绝未来可能发生的遗产与关爱争夺。这是一个母亲绝望而最后的防御。 悲剧的雷霆却抢先一步劈下。 1976年10月，不满20岁的长子查传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自缢身亡。这个孩子从小被誉为“小神童”，4岁背《三字经》，11岁发表文章。但他性格早慧而忧郁，14岁时便撰文感叹人生大苦，了无意味。 他的死因成了永久的痛楚谜团。 表面是与女友争吵后的一时冲动。但身边挚友与诸多报道都指向更深层的风暴：他极度反对父母离婚，多次劝说父亲无果。家庭的彻底破碎，可能抽走了这位敏感青年对世间最后的留恋。金庸后来悲痛回忆：“接到大儿子在美国过世的消息后，好灰心，好难过……一面写（社评）就一面流泪。” 丧子之痛并未挽回婚姻。 有传言说金庸曾撕毁离婚协议试图挽回，但骄傲的朱玫决绝拒绝。两人最终离婚，朱玫后期生活孤独凄凉，1998年因肺痨病故于香港，替她拿死亡证的竟是医院员工。而金庸则与林乐怡结婚，送她留学，相伴余生。 这场悲剧里，没有赢家。 金庸晚年多次公开忏悔：“我对不起朱玫……我作为丈夫并不很成功。” 朱玫用孤独埋葬了余生。而那个19岁的、最像父亲的孩子，永远停留在了1976年的秋天。 它残酷地揭示： 才华与财富，无法自动兑换成生活的智慧与家庭的幸福。能共苦的夫妻，未必能同甘。成年人的情感抉择，其代价有时会由最无辜、最脆弱的孩子来承担。查传侠的早逝，如同一道永恒的伤口，刻在了金庸的余生，也让那句“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充满了迟来的、泣血般的重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