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王震翻干部花名册，手指在一行名字后面停住，拍了下桌子：“向多本干革命十几年，怎么还是个班长？”众人顺着看过去，那一栏职务，只规规矩矩写着两个字。 这两个字背后，是一条很长的路。 一八八八年，湖南石门县良坪乡，一个穷苦农家添了个儿子，叫向多本。 家里日子紧，他从小跟着大人下地，饿了就喝口凉水顶一顶。谁也想不到，这个为一口粗粮忙活的孩子，后来会被说成“世界男性寿命最长者”“世界军人军龄最长者”“工农红军寿命最长者”之一。 他个子高，一米八六。真把人生拧弯的是一九三五年八月，四十七岁的他挎着包裹走进红军。 分工一排，他被派去筹粮。别人扛枪，他挑起一块近百斤的石磨，跟着队伍翻山越岭。 部队一停，他就支起石磨，推着磨盘一圈圈转，把谷子磨成面，锅里咕嘟一响，能管一大伙人的肚子。 长征路上过草地，他记了一辈子。 水草没过小腿，泥地一脚深一脚浅，人早就饿得发慌。 他咬牙往前挪，肩上的石磨压得骨头发疼，脚底一滑，整个人栽进冷水里。收容队把他拖回来时，只剩半口气。锅里熬着马肉汤，战士一勺勺往他嘴里送，这条命算是从鬼门关捞了回来。 后来他才知道，那匹马原来是贺龙的坐骑。 将军咬牙，把老伙伴交给了锅，为的是多救几个伤员。他提起这件事，总爱先笑一声，再补一句：“命是喝马肉汤喝回来的。”那晚的风声和汤味，一直跟着他。 熬过长征，一九三七年五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二年，在山西汾阳麻家寨对日作战时，一颗子弹穿过他的左臂。伤口拖了五年才稳住，从此遇上阴雨天就疼，成了终身残疾。他不爱多讲，只给自己划了条线：日本鬼子不赶走，婚事不谈。 战火渐平，全国解放，他跟着王震向西进疆。那时三五九旅的家属和孩子挤在山西离石县杨家会村，王震拍板，办一所学校，让大家的子女有书读，取名“贺龙子弟学校”。校舍简陋，桌椅七零八落，需要一个能管事的人。 向多本站出来，接过钥匙。从那一天起，学校的门锁、米缸、被褥都算在他头上。后来乌鲁木齐八一中学的老师回忆，说学校最早的管理员就是他，也是干得最久的那一个。 三十多年，他围着锅炉房、仓库、宿舍转，盯着孩子们的吃穿。 天冷，多往宿舍跑几趟，看被子够不够厚；米缸见底，心里先把账算明白。孩子们不爱喊“管理员”，张嘴就是一句“向伯伯”。 在战友嘴里，他还是那个“老班长”。身上挂着十二枚军功章，当年在南泥湾开荒，总爱抢着出工，被说成连队的一面旗。有人问他这一辈子怎么就认准了“班长”这仨字，他笑得很淡，只说干革命六十多年，没争过什么官，只当了个班长，这个班长当得够格，是连长说的。 婚姻的事，他拖得很久。 那句“不消灭日本鬼子不成家”挂了好多年。等侵略者被赶出中国，新中国立起来，人也在新疆站稳脚跟，他才松口。一九五一年，他在八一子弟学校忙得团团转的时候，和学校缝纫员陈玉华结了婚。后来两人有了一儿一女，在战火之后给自己添了一间真正的家。 一九六六年，他从学校离休，把一串串钥匙交给后来人。 人退下来，习惯还在，总爱往校园那边看一眼。 九十岁那年，老伴去世，他心里难受，但没让日子散架。照旧活动筋骨，带带孙辈，和邻里说话声音不高。周围人提起他，常用一句“与人无争”。 年纪大了，他更愿意跟孩子待在一块。 不少中小学请他去讲课，他穿着旧中山装，走上讲台，把当年背石磨、喝马肉汤、在麻家寨中弹的事，一件件说给台下听。下课铃一响，孩子们围上来，抢着摸他的左臂，问那道伤疤还在不在。他干脆挽起袖子，让他们看那道早已发白的枪眼。 外界给他的说法不少，那几个“最长者”的名头就在其中。 听上去挺响亮，究竟准不准，谁也说不清。他自己倒看得淡，墙上的牌子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更在意的，是连长那句“班长当得够格”，还有孩子们那声“向伯伯”。 一九七三年，他回到石门老家。 二〇〇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这位老班长在家中安静走完这一生，享年一百一十六岁。 家人把他的石磨、旧军装、证件整理好，捐给博物馆。乌鲁木齐八一中学的校史馆里，也挂上他的照片和故事，写明他是学校最早的一批创始人之一，在后勤岗位上干了三十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