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李叔同回国后，在房间挂了一幅日本女子的裸体画，妻子俞氏每次看见都忍不住恶心。可当她得知画中人是谁后，当场痛哭流涕。 说起来，李叔同那会儿刚在国外转了一大圈，带着满脑子的新潮想法回来。家里头还是老样子，妻子俞氏是个典型的旧式女子，裹着小脚，整天操持家务。那幅画一挂上墙，俞氏心里就咯噔一下，白花花的女人身子，就这么敞开着，她哪儿受得了这个？每次进屋打扫，眼睛都不敢往那边瞟，一看就反胃，觉得丢了祖宗的脸面。可李叔同倒好，成天盯着画看，眼神里头藏着说不出的东西，像是丢了魂似的。俞氏偷偷抹眼泪，想不明白丈夫怎么变了个人。 那年头正是个新旧交替的节骨眼，1911年，外头闹革命呢，可李家宅院里还是静悄悄的。李叔同留学日本那阵，学了美术、音乐，整个人都熏染了洋派作风。他回国不是图安稳，是想把艺术那股劲儿带回来。可俞氏呢，从小读的是女德，嫁人是父母之命，连丈夫出国的日子都守着空房熬过来的。她哪懂什么艺术不艺术的，只觉得那画伤风败俗，挂在家里招人闲话。两人之间隔着一层厚厚的墙，谁也不吭声，日子过得冷冰冰的。 挂画的事儿，成了家里的一个疙瘩。俞氏憋不住，有一回端茶进去，忍不住嘟囔：“这画能不能撤了？看着心里头发慌。”李叔同抬头看她一眼，眼神淡淡的，只说了句：“你不懂。”这三个字像针一样扎人。俞氏委屈啊，她确实不懂，可她懂这个家，懂夫妻情分。她开始胡思乱想，是不是丈夫在日本有了相好？那画里的女人，眉眼柔媚，姿态舒展，怎么看都不像正经人家的姑娘。她越想越恶心，夜里头做噩梦，梦里头那画活了过来，冲她冷笑。 事情突然转折在一天下午。李叔同的朋友来访，是个同样留过洋的文人，两人在屋里聊天，门虚掩着。俞氏本想送些点心，走到门口听见里头的声音。朋友问：“这画是你当年在东京画的吧？听说模特儿是你那位日本爱人？”李叔同沉默了一会儿，声音低低的：“是，她叫叶子，肺痨死的。临走前，她求我画下她最后的样子，说想留点美在人间。”俞氏手里的托盘差点摔了，她愣在那儿，耳朵里嗡嗡响。原来画里那赤身裸体的女子，不是什么下贱人，是个死了的苦命人，还是丈夫心尖上的。 俞氏推门进去，眼泪已经止不住了。她看着那幅画，不再是恶心，而是心口一阵绞痛。她突然明白，丈夫挂这幅画，不是在羞辱她，是在纪念一段再也回不去的感情。而她自己呢，守着活寡等丈夫回来，结果等来的是另一个女人的影子。她哭得浑身发抖，不是气，不是恨，是种说不出的悲凉，她这个正妻，竟连个死人的醋都吃不上，因为丈夫的心早就留在了海外。李叔同没说话，只是递了块手帕，眼神里有愧疚，也有无奈。 这事儿让我琢磨了好一阵子。你说李叔同有错吗？他追求艺术，纪念爱人，好像挺高尚的。但俞氏就活该受这份罪吗？她只是个旧时代女人，婚姻里连句“不”都不会说。那时候的婚姻，就像一场交易，女人是摆在家里的物件，男人却可以满世界跑，带回来一堆“新思想”。画挂在那儿，表面看是艺术与传统的冲突，根子里是男女不平等。李叔同或许是个开明艺术家，但在家里，他忘了妻子也是个活生生的人，有感情、会疼的。俞氏的痛哭，不只是为画中人，更是为自己，一辈子困在规矩里，连丈夫的悲伤都插不进手去。 我倒觉得，这幅画成了他们婚姻的镜子，照出那个时代的裂痕。艺术可以超越世俗，但日子得过下去啊。李叔同后来出家当了和尚，成了弘一法师，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些纠葛有关。俞氏呢，历史书里没多提，大概还是默默终老了。想想真叫人唏嘘，新风吹来了，可吹不散老宅院里的泪。如果两人能早些坐下来说说话，也许结局会不同？可那是1911年，哪有那么多“如果”呢。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