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美军和澳大利亚军联合，将驻守在新几内亚的20万日军围的水泄不通。美军指挥官建议，集中优势炮火和兵力将日军一鼓作气歼灭；而澳大利亚军表示反对，计划围而不打，将日军困死在在新几内亚岛屿上。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43年中期，太平洋上的新几内亚岛成了二十万日军的绿色坟墓。 这片闷热潮湿、丛林密布的土地，原本被日军视为保卫拉包尔基地的重要防线，最终却成了吞噬他们的巨大陷阱。 包围他们的，是由美军和澳军组成的盟军部队。 这场战役之所以在二战史中显得格外残酷，不仅因为超高的日军死亡率，更因为它深深烙印着澳大利亚军队炽烈的复仇怒火。 仇恨的种子早在几年前就已种下。 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日军在东南亚势如破竹。 1942年2月，新加坡的英联邦守军投降，其中包含一万五千余名澳大利亚士兵。 这些澳军战俘并未得到人道对待，许多人在随后的“死亡行军”、强迫劳动和肆意屠杀中丧生。 几乎同时，另一支在安汶岛作战的澳军部队在投降后也遭遇了屠杀。 消息传回国内，澳大利亚举国悲愤。 而真正将全民情绪点燃为复仇烈焰的，是同年2月19日对澳大利亚本土达尔文港的空袭。 日本飞机首次将战火直接烧到澳洲大陆，造成平民伤亡。 这次袭击彻底激怒了澳大利亚人，无数青年怀着“以牙还牙”的念头参军，这股集体情绪被直接带到了新几内亚的战场上。 此时，盟军在大平洋战场已转入反攻。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采用了高效的“蛙跳”战术，即绕过日军坚固设防的据点，利用海军优势直接攻击其后方或孤立其部队。 在新几内亚，这一战术被发挥到极致。 美军强大的海空力量牢牢扼住了海上交通线，将日军运补给的船只大量击沉。 岛上的日军，特别是今村均大将指挥的第18军等部队，虽然构筑了复杂的地堡工事，却发现自己被分割包围，后援断绝，成了一座座孤岛。 补给中断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弹药匮乏尚可勉强支撑，但粮食和药品的断绝则直接将其拖入地狱。 丛林中看似生机勃勃，实则可食之物极少。 日军存粮迅速耗尽，士兵开始以树皮、草根、昆虫甚至皮革充饥。 与此同时，热带疾病,如疟疾、登革热、丛林斑疹伤寒等，在营养不良、缺医少药的人群中疯狂蔓延。 高烧不止的士兵躺在泥泞的战壕或潮湿的洞穴里等死，其数量远远超过阵亡者。 绝望之下，军纪崩塌，骇人听闻的同类相食现象开始出现。 面对如此境地的日军，包围他们的澳大利亚军队没有丝毫怜悯。 澳军士兵大多经历过北非战役的锤炼，但新几内亚的丛林是另一种残酷。 这里每一步都可能踩中毒蛇或踏上地雷，每一片藤蔓后都可能藏着狙击手。 然而，对昔日战友在新加坡等地遭遇的记忆，以及达尔文港的硝烟，化作了他们钢铁般的意志和冷酷的战斗力。 澳军在托马斯·布莱梅将军指挥下，稳扎稳打，逐步压缩日军阵地。 他们经常对试图突围或顽固抵抗的日军据点实施毁灭性炮击，并使用喷火器清剿洞穴和地堡。 尤为关键的是，澳军部队普遍对被围日军的投降表示拒绝。 许多阵地前，即便日军举起白旗，迎接他们的仍然是密集的子弹。 这种“不留活口”的做法虽有违国际战争惯例，但在澳军看来，这是对日军先前虐杀战俘行径最直接、最公平的回报。 战役成了一场漫长的围困与消耗。 从1943年中直至1944年底，被困的日军在饥饿、疾病和澳军不间断的打击下逐渐“蒸发”。 原本二十万的大军，最终仅有约一万人幸存，死亡率高达95%。 绝大多数人并非死于枪弹，而是在无尽的饥饿与病痛中化为丛林里的白骨。 新几内亚因此被幸存日军恐惧地称为“绿色地狱”。 战争结束时，澳大利亚的仇恨并未随之平息。 在东京审判中，澳大利亚是同盟国中对日态度最强硬、最不妥协的代表。 其提交的甲级战犯名单人数最多，并坚决要求追究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 虽然天皇最终未被起诉，但许多在太平洋战场犯下暴行的日本军官及政府官员，在澳大利亚的坚持下被处决。 这可以看作是新几内亚丛林里那场惨烈复仇在政治与法律上的延续。 新几内亚战役因此超越了一场普通的军事胜利。 它是战略与情绪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这场战役以一种极端残酷的方式，展示了战争一旦脱离规则约束后可能滑向的深渊，也清晰地表明： 施加于他人的暴行，终将在某一时刻，以某种形式，招致毁灭性的回报。 主要信源：（界面新闻——二战中日军最惨的一战：20万日军几近全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