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许世友得知自己授衔上将，开怀畅饮。酒酣时电话响起，大扫其兴，便不耐烦地拿起话筒，略带醉意地说：“喂，我是大将军许世友，你是谁？”话筒那边说：“小兵恩来！” 一九五五年授衔时，许世友从中南海出来，脸上没什么笑意，回家吩咐把酒坛子往桌上一搁，自己抓起杯子一通灌，几十年从刀丛火海里杀出来，在他心里，大将两个字怎么都算得上。 电话偏偏这会儿响了。他一把抓起听筒，酒气直往外扑，瓮声瓮气来一句：“喂，我是大将军许世友，你谁？”那边停了半拍，带笑回了一句：“在下小兵恩来。”四个字一落地，他心里一紧，酒醒了大半，人坐直了，声音也压低下来。 一九零五年，他生在河南新县的山沟沟里，家里穷得很，几张嘴围着半碗糠转。有一年，一个老和尚路过，看他骨架顺眼，就跟家里说要带上嵩山。 父母舍不得，又知道寺里起码能吃饱，只好咬牙点头，八岁的孩子剃了头，进了少林寺。 少林寺里天不亮就得起身，钟一响就练拳练刀，冬天赤脚踩霜，夏天汗水往衣领里灌，八年下来，功夫在身上，火气也在心里。 下山探亲那次，他刚到村边，就见恶霸揪着乡亲衣领骂骂咧咧。 话没多问，人冲过去，一拳打翻。恶霸在县里有后台，没几天衙役上山抓人，少林寺顾忌名声，把他往外一推。他背着包四处躲，最后混进吴佩孚的部队，当了个最底下的大头兵。 军阀营盘什么光景，很快就看明白了。 上面贪嘴，下面滑头，棍子和皮鞭天天伺候，他嘴直，见不得歪风。一九二七年，他索性把枪往营门一丢，趁老家风声松了悄悄回到新县。没多久，红军进山，说是给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他听完只问一句：“真这么回事？”得到肯定答复，当场跟着走。 进了红军，他往前顶得快。 一九二八年，在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当营长，打仗子弹打光了，抓起大刀就往前冲。一九三二年升任三十四团团长，七次亲自带敢死队冲锋，四次浑身带血不肯下火线。大家知道他在少林寺练过，私下里就叫他“和尚将军”。 一九三五年，他当上红四军军长，成了红军里重要指挥员。 抗战打响，他带着八路军山东纵队进齐鲁，几进几出胶东，同侵略者在山海间周旋，打碎所谓“囚笼政策”，山东根据地又立起来。解放战争中，济南那一仗压在许多人心上。 济南城墙高、火力密，是敌军命根子。毛主席点名让许世友当攻城部队总指挥，他把平时爱说笑的劲收一收，用那套“牛刀子往心窝子捅”的打法盯住要害。八天时间，济南城头插上红旗。 一九五三年，他又带兵上了朝鲜战场，装备差一点，骨头不能差。从中原到山东，从济南到朝鲜，他一步步往上走，靠的是实打实的拼命劲。 军委定下军衔制，中南海礼堂里，元帅、大将、上将一字排开，灯光照着肩章上的星星发亮。别人眼里，上将已经是顶大的荣耀，他自己总觉得，凭这几十年的血汗，站在大将那一排也说得过去。再加上时不时想起红四方面军那段历史，多多少少有点别扭，难免多想一句：是不是出身又被人记在心里。 心里不平，嘴上就顶撞出来。他当着身边人的面拍桌子，说这叫“太欺负人”。过后一股憋屈涌上来，还想去找周总理问个明白，只是那天总理事多，两人没见上。 从礼堂回来，只剩他和一桌酒，他一路喝到脸上发红，直到那通电话响起，把他从酒里拽出来。 周总理在电话里说想过来聊聊。不多一会儿，人已经站在门口。 一进屋，眼睛往酒杯上一扫，心里有数，脸上还挂着笑，说一个人喝太闷，想喝就叫他一起。许世友摸摸脑门，只好跟着笑，说喝酒也不是啥好习惯，这一来一回，算给自己找了个台阶。 酒杯放下，话头绕不开军衔。 许世友憋了半天，把那句实话说出来，觉得以自己的战功，站在大将那一溜不算过分。 周总理没急着压他，只抬眼问了一句，为了新中国，多少人倒在路上，连军装都没穿整齐，难道那些功勋不够高？活着的人能评，那些已经牺牲的，又该怎么算。 屋里安静了一阵。 许世友忙说，自己不是跟烈士比高低。周总理点点头，又提起毛主席当年主动放弃元帅名额，还提起粟裕这样的战将，打了一辈子硬仗，军衔也只是大将。肩章上星星多一颗少一颗，归根到底只是个标记，真记在历史里的，是一场场仗，是一座座无名的坟。 他明白，总理不是要他咽下委屈，而是提醒他把眼界拨远一点，不要把自己死死捆在那几颗星上。 那顿酒后，他把“大将”的念头压回心里，肩上扛着上将军衔照样干活。 后来到南京军区任职，一九七九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又披挂上阵，当东线总指挥。 一九八五年，他在南京病逝，享年八十岁。 很多人提起他，会想到少林寺练拳的背影，会想到济南城头的硝烟，也会想到电话那头那个带着酒气的自我介绍。至于“大将”还是“上将”，时间一拉长，就成了故事里随口带过的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