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不要集中在北京！” 1969年，新中国国庆后，毛主席在会议上做出了这样的指示。而在不久后，除周恩来、黄永胜留京主持工作外，毛主席、朱德等领导人相继撤往了全国各地。 那么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领导人不要集中在北京！” 1969年国庆后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扔下这句话，屋子里气氛一下子沉下去。外面是刚散场的欢呼声，里面谈的，是一颗原子弹砸到首都头上的最坏结果。 六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一路走低。边境线上，苏军不断往前线压兵，炮阵地、坦克群一茬接一茬铺上来。 1969年三月，珍宝岛上枪声大作，中方边防部队顶住，对面吃了亏，这一下把矛盾挑明。 八月，新疆塔城铁列提克又传来消息，我军一支巡逻分队被伏击，三十多人全部牺牲，边防线上谁都清楚，火已经点着。 更要命的是情报。 苏军研究用核武器打击中国重要城市和军事目标的材料，一摞摞送到中央案头，导弹飞行时间、目标坐标都算得明明白白。 毛主席亮明态度：“要准备打仗。”接着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几句话很快落到实处，工厂修防空洞，学校演练疏散，仓库添粮，大家心里都知道，这不是做样子。 九月，中苏高层见了面，还约好十月二十日在北京谈判。 消息放出去像一阵和风，不过情报部门盯着边境线，看到的是苏军一边准备谈，一边继续调兵，先发制人的设想并没收手，北京这边只能把战备往前再推。 那一年是新中国二十周年。 十月一日，天安门城楼上彩旗招展，礼炮齐鸣，群众队伍一队接一队走过，镜头里都是热闹。首都防务系统盯的，却是从蒙古一线到北京的那条看不见的航迹。 雷达全线开机，北方各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天安门外直升机随时可以起飞。 北京西郊机场成了心里的大石头。林彪跑去视察，看着一排排飞机，要求很干脆：只留必要的，其余全部转场外地。北京离苏军在蒙古的空军基地只有几百公里，战斗机飞一趟用不了多久，导弹飞来只要几分钟，大量飞机挤在一个机场上，说不上哪天就成了靶子。 为了这几分钟，首都防卫预案被抠得很细。 预估苏军导弹从北打来，大约七到九分钟可能落到北京，在这几分钟里，必须有能力把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领导人转移出去。直升机部署在广场外，车辆、通道事先都演练过，外面只看到欢呼，里面是对时间一格一格的盯紧。 国庆平安过去，危险并没有远走。 苏军如果真动手，很可能从中蒙边境一带南下，装甲部队一路压向北京。 张家口成了防御重点，防线在那一带一层层加码。国庆后，林彪飞到那里勘察地形，推进反坦克武器研制，催着部队苦练打坦克、打飞机，这些安排很快落到班排。 在这种压力下，毛主席反复权衡，北京要是真挨上一颗导弹，中央怎么办。领导人长期集中在一座城市，一旦遭到核打击，损失极大，那句“领导人不要集中在北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说出来的。 1969年十月十四日，政治局召开会议，把领导人疏散摆在桌面上。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汪东兴研究疏散方案，汪东兴负责落实，要求规定得很细：除周恩来、黄永胜留在北京主持工作，其余中央领导人必须在十月二十日前全部撤离。 黄永胜同吴、李、邱几位一起，组成军委前线指挥小组，进入西山指挥所。 周恩来列的那张名单，摊开就是一幅全国地图上的落子图。 毛主席去武汉，林彪去苏州，陶铸去合肥，刘少奇去开封，朱德和李富春去从化，邓小平、陈云去南昌，董必武去广州，叶剑英去长沙，刘伯承去汉口，陈毅去石家庄，聂荣臻去邯郸，徐向前在长辛店坐镇。 每一个名字后面接着一座城市，也是为最坏情况预留的一条生命线。 会后动作很快。 毛主席在十月十四日会议后不久动身前往武汉，林彪十六日到达苏州，北京上空的紧绷感还在，最高层已经悄然分散到了南方和内地。 一旦首都遭遇打击，这些地方就成了新的指挥点。 留京的周恩来，对首都机场看得格外重。 他给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吴忠打电话，逐条询问机场战备情况。听完汇报还不放心，又叮嘱“要做到万无一失”，同时提醒吸取布拉格的教训，反复强调“我们不开第一枪”。 所谓“布拉格教训”，说的是前一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经历。那个国家想摆脱苏联控制，苏军打着盟友旗号出兵，先让空降兵夺取布拉格机场，再用坦克和摩托化部队从那里往首都推进。 北京这边死盯机场，很大一部分就是从这件事上学来的警醒。 十月十九日，苏联代表团抵达北京，边界谈判开始。 双方坐在长桌两端，文件一摞接一摞，分歧一条接一条。谈拢一点就往下接着谈，谈不拢就停一阵再商量，前前后后拖了差不多九年，代表团团长换了好几任，干脆开成无限期休会。 纸面成果并不耀眼，真正的变化是在边境，大规模流血冲突不再出现，戒备等级一点点往下调。 多年以后再看，有人觉得当年中国的准备显得有些“紧”，也有人从一开始就判断苏联不太敢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更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可只要把当年的部署和情报摆在一起，很难说这些准备是多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