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国民党特务向戴笠揭发李时雨可能是地下党员。可没想戴笠听闻此事后，却是扑哧一笑：“在座的所有人都可能是地下党，唯独他李时雨不可能。” 戴笠这话扔出来，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针掉地上的声音。几个站着的特务面面相觑，递举报材料那位脸都憋红了，手悬在半空收也不是递也不是。戴老板端着茶杯吹了吹浮沫，眼皮都没抬一下。 为什么这么笃定？李时雨在军统档案里可是清清白白写着“头号反共悍将”。 日本人还在的时候，李时雨就带着行动队端过中共地下联络站，抓的人里头真有货。那次行动报告戴笠反复看过三遍，搜出的密码本、还没销毁的名单、窗台上来不及撤下的盆栽暗号，每样都对得上。中共那边为此停了整条线的活动，损失不小。要这是苦肉计，代价未免太大了。 淞沪抗战时期更不用说。李时雨亲自审讯过几个日本间谍，刑房里走一遭，铁打的汉子也熬不住。有回抓了个疑似双重间谍的，他直接拎着驳壳枪顶住那人太阳穴，子弹上膛的声音整个走廊都听得见。最后虽然没扣扳机，可那份狠劲儿，几个老牌特务背后都说“李队长这人是真敢见血的”。 更让戴笠放心的，是李时雨会“来事儿”。逢年过节，别的部下送些烟酒茶叶，李时雨总是别出心裁，有时是一份整理得密密麻麻的帮派关系图，有时是某位政要私下见什么人的照片，东西不贵重，却件件戳在戴笠心坎上。有回戴笠感冒咳嗽，李时雨连夜托人从香港捎来两瓶德国药水，瓶身上全是洋文。这份细致，哪里像是那些一根筋的共产党人？ 戴笠笑着摆摆手让特务下去，转头还对秘书念叨：“底下人就是眼红，看李时雨升得快。”他拿起钢笔批文件，心里琢磨的是另一桩事：李时雨刚递上来一份重建东北情报网的方案，条理清楚得很，这种人才要是共产党，那共产党早就该坐天下了。 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这番话，没多久就传到了李时雨耳朵里。 李时雨当时正在家里陪夫人吃饭，筷子夹着块红烧肉悬在碗边，听完线人低声汇报，肉掉进了粥碗里。他笑了笑，掏出手帕慢慢擦嘴，对夫人说：“戴老板信我，是好事。”夜里关上门，他对着镜子看了很久，镜子里那个人，连他自己都快认不出了。 这些年他演得太投入，有时候半夜惊醒，恍惚间分不清自己是军统上海区行动队长，还是那个十九岁在北平秘密入党、誓言为理想奋斗终生的青年。他亲手布置过针对昔日同志的行动，每一步都走得如履薄冰，既要取得敌人的绝对信任，又得想方设法把伤亡降到最低。那种深夜独处时从骨髓里渗出来的寒意，戴笠永远不会懂。 最险的一回，是传递一份日军部署图。接头时间还剩十分钟，军统突然临时召集开会。他面不改色地坐在会议室，听着戴笠布置任务，桌子底下的手心里全是冷汗。散会后他驾车一路狂飙，闯了两个红灯，在最后三十秒把胶卷塞进死信箱。回到办公室时领口湿透，同僚笑他“跑哪儿偷懒去了”，他打着哈哈说车子抛锚推了一路。那天晚上他吐了，不是吓的，是恶心，恶心自己在那会议室里还能笑着附和戴笠的每一句话。 戴笠至死都没怀疑过他。飞机失事消息传来时，李时雨在办公室呆坐了一下午。窗外的梧桐叶子黄了，他想起戴笠有次拍着他肩膀说：“时雨啊，等太平了，咱们这些人也该享享清福。”他当时笑着点头，心里却想：我们走的本就不是一条路，哪来的“咱们”？ 历史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戴笠眼中最不可能的“自己人”，却是插在心脏位置最深的一把刀。李时雨后来回忆这段岁月，只说了一句：“他们信的从来不是我这个‘人’，是他们自己那套看人的标准。” 可惜那套标准，从一开始就量错了尺寸。戴笠精明一世，却忘了最简单也最复杂的道理：真正的伪装，不是扮成另一个人，而是让对方坚信你永远不可能是那个人。李时雨把军统的奖状、同僚的推崇、戴笠的信任，一砖一瓦砌成了自己最坚固的掩体。灯下黑，黑到了极致，反而成了最亮堂的盲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