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最高军事机密，死死锁住。前线，一个弟兄腿上划了道口子，三天后，伤口发红流脓，人烧得滚烫说胡话。没有药，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断气。后方，一个工人被机器擦破了皮，也就那么点小伤，最后也因为感染，人没了。这种事，天天都在发生。中央防疫处的汤飞凡，看着一份份死亡报告，眼眶发红。他一把拉住来访的英国学者李约瑟，一字一句地说：“我有个办法！” 抗日战争打得正激烈的时候，中国战场上很多伤员因为感染败血症直接没了命。那时候西方国家已经把青霉素当成战略物资，1941年以后技术、菌种和生产方法全列为最高军事机密，对外一点不开放。英国自己医院都缺货，更别说给中国了。 国民党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想办法弄青霉素，结果处处碰壁。战场上主要靠磺胺类药物顶着，可磺胺对很多革兰氏阳性菌效果不怎么样，感染还是死一大批人。这种情况在前线和后方天天发生，死亡报告不断送到昆明中央防疫处。 汤飞凡当时负责那里的事务，看到这些报告就决定自己动手试试。1941年秋天英国学者李约瑟来昆明考察，汤飞凡直接跟他提了这个想法。李约瑟当时知道西方封锁严，中国设备和技术条件差，没马上答应，但汤飞凡还是带着二十来个人的团队开始干。 团队首先卡在菌种上。青霉素来自特定的青霉菌株，不是随便哪种绿霉都行，必须找到产毒力强的。成员们就在昆明城里和周边到处收集样本，发霉的橘子皮、墙角霉斑、垃圾堆里的烂东西、旧鞋子上的绿毛点，只要带绿色的都带回来。 培养基用土办法配，土豆、玉米面、豆渣凑合用。设备缺，摇瓶子就靠人手，三班倒一天24小时不停。试验失败了很多次，培养液要么长满杂菌，要么一点活性都没有，液体清得见底。大家就这么反复调整配方，记录数据，一次次重来。 汤飞凡组织大家坚持这些基础工作，没有进口菌种，没有先进仪器，就靠本地材料和手工操作推进。 到了1944年春天，突破终于来了。团队从北平旧货市场买来的一双破皮鞋里分离出一株帚状霉菌。在培养皿里，这株菌表现出明显抑菌圈，说明能产青霉素。成员们反复纯化培养，选出产量最好的菌株。 接下来放大生产，用瓦罐做发酵罐，普通铁锅灭菌，手工过滤加溶剂萃取提纯。整个过程很原始，但一步步走下来。1944年9月5日，在昆明高峣村，第一批国产青霉素做出来了，总共5瓶，每瓶5000单位。样品送到重庆检验，又寄给英美鉴定，都确认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