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在忆苦思甜大会上，贫农卢兆东痛斥家史：“俺家三代讨饭，三辈没媳妇，三辈子孩子没有娘，爷爷捡了俺爸爸，俺爸爸又捡了俺，俺这三十岁了至今还是个光棍… 就在台下，青岛女知青廖晓东猛地站起身：“我嫁给你！” 要知道在那年头，忆苦思甜大会是村里的头等大事。 那时候是腊月二十三，小年刚过，三官庙村的生产队部里挤满了人。 卢兆东站在土台子上，嗓子哑得发颤：“俺爷爷捡了俺爹，俺爹又捡了俺，俺家三代人，没娶过一房媳妇！” 而这话像颗石子砸进静水塘，台下嗡的一声议论开了。 其实三十多岁的光棍，在村里不算稀奇，可三代都这么过来的，独他卢兆东一家。 廖晓东坐在人群里，眼睛亮得吓人。 而这青岛来的女知青，扎两条麻花辫，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绿军装，跟村里人格格不入。 要知道她来三官庙才两个月，可是个“名人”，夏天沤绿肥，腿上起满黄水泡还带头跳粪坑；秋天学扶犁，打破了当地“妇女不扶犁”的老规矩。 自打大会结束后，廖晓东直接堵住了要回家的卢兆东。 “卢大哥，我嫁给你。”这话说得干脆利落，像砍柴刀剁在树桩上。 直接给卢兆东愣住了，半晌才结结巴巴地说：“廖、廖同志，这可开不得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廖晓东一脸认真，“你是贫下中农，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咱们结合最合适不过。” 而村里人听说后，炸开了锅。 当时知青点的同伴劝她：“晓东，你疯啦？他比你大十来岁，还是个文盲！” 而养父母听说后，连夜从青岛赶来：“闺女，报效国家有的是法子，何必搭上自己一辈子？” 可廖晓东铁了心。 后来她在日记本上写：“就要做这新时代的先锋，彻底与贫下中农结合！” 婚礼办得简单，就在卢兆东那间漏雨的土坯房里。 当时新房家具寥寥无几：一张破床，一个橱柜，一口水缸。 而廖晓东的嫁妆是一床新棉被，她看了直心酸。 卢兆东的弟弟正抱着床破被子要往外搬，因为哥哥娶了媳妇，他得去睡厨房。 新娘子把自己的新被子塞给男孩：“这个给你盖。” 这一幕让卢兆东脸上挂不住了：“你这人咋这样？新被子给他，咱们盖啥？” 最后还是廖晓东的朋友又送来一床旧被子，才解了围。 晚上睡觉前，廖晓东端来洗脚水：“兆东，洗洗脚吧。” 谁知卢兆东眼睛一瞪：“洗啥洗？你们城里人就是事儿多！” 婚后的日子，比廖晓东想的难。 这个卢兆东大男子主义严重，觉得媳妇就该在家伺候男人。 可廖晓东偏不，她组织识字班，教村里的妇女孩子认字。 搞文艺宣传队，带着大伙唱革命歌曲。 矛盾像春雨后的野草，一茬接一茬往外冒。 廖晓东用雪花膏，卢兆东说“烧包”，廖晓东天天洗脚，卢兆东说“费柴火”。 而最让廖晓东难受的是，卢兆东动手打她。 第一次挨打，是因为她教课回来晚了。 卢兆东一巴掌扇过来：“谁家媳妇像你，整天在外面野！” 廖晓东捂着脸跑出门，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哭到半夜。 可第二天一早，她又出现在识字班，脸上抹了厚厚的雪花膏，遮住了五指印。 1970年，廖晓东怀孕了。 孕吐得厉害，可她照样天不亮就起床，给学生们烧炕、生炉子。 那时候的三官庙村穷，很多孩子上不起学。廖晓东就办起“炕头学堂”，谁想来听都可以。 她独创了“半工半读”模式：上午上课，下午带大点儿的孩子下地，边干活边认字。 而村里人开始叫她“廖老师”，连卢兆东出门，都有人恭敬地喊他“廖老师家的”。 但表面的风光背后，是廖晓东日益憔悴的面容。 在怀孕期间营养跟不上，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养父母寄来的奶粉、饼干，她都分给了学生。 长期营养跟不上的她，还是没有顶住。 在1974年正月，廖晓东病倒了。 当时诊断结果是急性黄疸型传染性肝炎，并发了亚急性肝坏死。 听到消息的养父母从青岛赶来，要带她回城治病。 廖晓东摇摇头：“不浪费钱了...” 在2月8日，27岁的廖晓东永远闭上了眼睛。 消息传开，三官庙村的乡亲们都不敢相信。 那个总是笑呵呵的廖老师，那个教他们认字唱歌的知青，怎么说没就没了？ 出殡那天，全村人都来了。 学生们捧着自制的白花，跟在棺材后面哭成泪人。 而卢兆东抱着两个孩子，呆呆地站在坟前，这个挨打都没掉过泪的汉子，哭得像个孩子。 这场始于理想主义的婚姻，最终以悲剧收场。 廖晓东用生命践行了她的信仰，却在时代的洪流中，留下了令人深思的背影。 而廖晓东的六年婚姻，像一颗被时代洪流冲散的沙砾。 她用生命践行的“结合”，最终未能改变卢兆东的贫困，反而耗尽了自己。 但她的故事留下一道永恒诘问：当理想要求牺牲个体时，我们该如何衡量代价？ 答案或许藏在她抄在学生作业本上的那句话：“莫说山区条件苦，青春如火可燎原。 只是火燃得太烈，终成灰烬。 主要信源：（《大众日报》忆苦思甜大会上,卢兆东:三辈讨饭、没媳妇,女知青听后执意嫁他——网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