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他这话可不是凭空的豪言壮语。汤飞凡是谁？当时中央防疫处的处长，中国微生物学界的泰山北斗，哈佛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他太清楚问题的关键了：指望战时封锁的西方供给，等于看着前线将士和后方同胞白白送死。唯一的生路，就是自己造出来。 可谈何容易！青霉素的工业化生产，在当时是顶尖科技。英美投入巨资、集中大批科学家才攻克难题。汤飞凡手里有什么？一个为躲避日军轰炸、迁到昆明西山一片荒坟地里的防疫处。实验室是简陋的平房，设备奇缺，连个像样的恒温箱都没有。钱？更是捉襟见肘。但他那股劲头上来了，他说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再难也得做”。 没有进口的菌种，他们就自己找。科研人员到处收集发霉的物体，从旧皮鞋、烂水果甚至土壤里分离霉菌。你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一群中国最顶尖的微生物学家，像寻宝一样，整天盯着各种“垃圾”看。没有专业发酵设备，他们就用废汽油桶、烧瓶、甚至废旧木箱自己改装。培养液需要玉米浆，云南当地不产玉米，他们就想办法用廉价的棉籽饼代替，一点点调整配方。每一个环节，都是从零到一的摸索，背后是无数次失败。 最让人动容的，是那种拼命的劲儿。汤飞凡身先士卒，带着朱既明、黄有为、樊庆笙等一批年轻骨干，没日没夜地泡在实验室。战时的昆明供电不稳，实验经常做到一半就停电。怎么办？点上煤油灯接着干。培养过程需要严格控制无菌环境，可简陋的实验室连空气过滤都难以保证，他们就靠最笨的办法——反复消毒，加倍小心。失败是常态，看着培养皿里长不出需要的菌株，或者产量极低，那种沮丧可想而知。但没人说放弃，因为他们知道，前线的伤兵、后方的病人，等不起。 转折出现在1944年。经过上千次试验，他们终于从一名淋病患者的分泌物中，分离出了一株青霉素产率较高的菌种！这个发现，让所有人看到了曙光。紧接着，他们利用美国医药助华会赠送的一点珍贵设备（其实也是二手淘汰的），以及美国援华专家提供的一点技术资料（并非核心机密），结合自己数年来摸索的土办法，居然真的实现了青霉素的分离和提炼。虽然纯度、产量远不能和英美相比，但那是零的突破！ 1944年9月5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批青霉素在昆明诞生，仅5瓶，每瓶仅5000单位。这点量微不足道，但其意义重如泰山。它证明了中国科学家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有能力攻克这样的医学难关。到抗战后期，他们的产量缓慢提升，开始小批量应用于战地医院，挽救了一些濒临死亡的感染伤员的生命。这不仅仅是药品，更是民族自救精神的结晶。 汤飞凡的“办法”，不是一个人的灵光乍现，而是一群中国科学家在国难当头的绝境中，用智慧、坚韧和难以想象的付出趟出来的一条血路。他们面对的何止是科学难题，更是战争、贫困和封锁的重重围困。这个故事常常被简化为一个“发明”传奇，但其内核远比发明更震撼：那是在一无所有的黑暗中，用双手刨出光亮的决心。 可惜，这样一位“国士”的命运，却令人扼腕。1958年，在政治运动中遭受不公批判的汤飞凡，选择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61岁。他去世时，衣袋里还装着一份未能完成的痢疾疫苗研究计划。他救过无数人，却未能救赎那个时代的自己。他亲手为新中国奠定了生物制品事业的基石，其贡献惠及亿万国民，直到今天，我们接种的许多疫苗，其源头都能追溯到他领导的防疫处。 回看那张据说保存下来的、他们在昆明西山坟地实验室前的合影，面容清瘦，背景荒凉，但眼神里有光。那束光，穿透了战争的硝烟，也穿透了历史的重重迷雾。他们用科学救亡图存的努力，不该被遗忘。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