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江苏镇江，大爷在澡堂泡澡时猝死，澡堂老板为了息事宁人，和家属签订了一次性赔偿协议，赔偿15000元！但万万没想到，大爷的家属拿到钱后就变卦，把澡堂老板告上法庭，要求再赔偿73万余元！ 那天是9月26号，天刚擦黑，60多岁的余某跟往常一样，溜达到董老板开的浴池中心洗澡。 他是这儿的老客了，对里头的环境熟门熟路。洗完澡，他没急着走，穿着浴袍就到大厅的躺椅上靠着歇会儿，这在澡堂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到了晚上8点左右，旁边一个顾客觉得不对劲，他发现躺椅上的余某脸色发白，嘴唇发紫，看着吓人。他赶紧喊来了服务员。 服务员也是头一次见这阵仗，心里咯噔一下，但没慌了手脚，立马就掏出手机，先拨了120，接着又打了110。整个过程，没耽搁几分钟。 可惜，救护车呼啸而来，医生现场抢救了半天，最后还是摇了摇头。余某没能再醒过来，人就这么没了。 出了人命，澡堂的生意自然是做不成了。没过几天，余某的妻子和女儿找上了门，哭得撕心裂肺，话里话外，都觉得是澡堂的责任。 董老板心里也堵得慌，开门做生意，最怕遇上这种事。他一个劲儿地解释，说自己该做的都做了，但看着孤儿寡母，心里也软了。 经过一番协调，董老板答应赔偿1万5千块钱，算是一种人道主义补偿。双方当场签下了一份协议，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这是一次性了结。 钱付了，字也签了，董老板以为，这件倒霉事总算翻篇了。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事儿根本没完。 一年多以后，那张来自法院的传票，像一记闷棍，把董老板打蒙了。 余某的妻女将他告上法庭，认为浴池中心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加起来一共是73万6千多元。 法庭上，家属的情绪很激动。她们认为，一个大活人走进你的澡堂，结果横着出来，你澡堂老板怎么可能没有责任？ 她们甚至提出，当初那份1万5的赔偿协议有问题，说签字的人不是直系亲属，不能算数。 董老板站在被告席上，又委屈又憋屈。他告诉法官，自己开澡堂这么多年，一直小心翼翼。 澡堂门厅最显眼的位置，就摆着一块大大的提示牌，上面写着“老弱病残”等特殊人群，最好要有家人陪着来洗澡。这不是事后补的，是一直都有的。 他又说，事发那天，从余某进来到出事，中间一个多小时，人一直好好的，没有任何异常。服 务员一发现不对，立刻就打了急救电话，能做的、该做的，一样没落下。 一个60多岁的大男人，身体到底什么情况，自己难道不清楚吗？怎么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这个开澡堂的身上？ 双方各执一词，事情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这案子，判澡堂赔钱吧，董老板确实有点冤；可判澡堂完全没责任吧，一条人命毕竟是没了。法院也觉得棘手。 为了搞清楚真相，法院调取了事发当天的全部监控录像。录像显示，董老板说的是实话。 门口的提示牌确实存在，服务员发现异常后也确实第一时间就报了警。 甚至连当初签协议的场面，监控也拍得一清二楚，家属关于签字人身份的说法，在证据面前站不住脚。 这案子的关键，就落在一个法律概念上：“安全保障义务”。 说白了，就是你开门做生意，得在合理的范围内保证客人的安全。但这个“合理”的范围，到底有多大？ 法院审理后认为，董老板的浴池中心，作为一个公共场所，已经做了它应该做的事。 它设置了安全提示，提醒了高风险人群；在意外发生后，也采取了及时的救助措施。 法律不能强求一个澡堂老板具备专业医护人员的判断力，在顾客没有任何异常表现时，就预见到他可能会突发疾病。 至于余某的死亡，虽然发生在澡堂里，但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的死和“洗浴”这个行为有直接的法律因果关系。他可能是因为自身潜在的疾病突然发作。 最终，在2023年1月，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驳回原告余某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 这意味着，法院认定浴池中心在这件事上没有过错，之前赔付的1万5千元是出于人道主义，法律上无需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这个判决一出来，网上说什么的都有。有人同情家属，觉得人死在你的地方，一分钱不赔说不过去。 但更多的人支持法院的判决，认为这是在给“谁闹谁有理”、“谁弱谁有理”的风气踩刹车。 说到底，余某的悲剧，对他的家庭是天大的事。但对整个社会来说，法院的这份判决书，意义深远。 它守住了法律的底线，也给所有开门做生意的人和消费者提了个醒。 商家要尽到自己的本分，把安全措施做到位；而我们每个人，作为成年人，也必须对自己的身体和行为负责。 毕竟，自己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这份责任，推卸不掉，也无法让别人来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