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6月，郑洞国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欲举家北上，妻子陈碧莲却不愿从，理由是她是南方人，不习惯北方的气候。郑洞国向来不愿强人所难，于是独身北上。一年后，妻子来信提出离婚的要求，郑洞国很是伤心气愤，但不愿为难她，也就签了字。 这段婚姻的裂痕，其实早有端倪。郑洞国是湖南石门人，出身农家，黄埔一期毕业，打过北伐，抗日时守过台儿庄，后来在长春率部投诚，成了新中国的一名干部。他性格里有湖南人的倔，也有军人的直，做事讲原则，不爱拖泥带水。陈碧莲是上海名门闺秀，父亲是银行家，她从小锦衣玉食，爱穿旗袍，喜欢听评弹，骨子里是个追求生活情调的江南女子。 刚结婚那会儿，两人也算琴瑟和鸣。郑洞国在东北带兵，陈碧莲跟着住在吉林的临时公馆里，学着煮高粱米饭，冬天裹着厚棉袄去市场买菜。有次郑洞国从前线回来，看见她冻得鼻尖通红，手里还攥着给他织的毛背心，心里暖烘烘的，觉得这辈子能娶到这样的女人，值了。 可日子久了，差异就显出来了。陈碧莲吃不惯北方的面食，说馒头太硬，面条没汤；受不了东北的干燥，一到冬天皮肤就裂口子，涂多少雪花膏都没用。郑洞国工作忙，经常下乡勘察水利工程，十天半个月不着家，她一个人在家，连个能说上海话的人都没有，渐渐就闷得慌。 1948年长春围城，郑洞国率部投诚，全家搬到北平。那时候陈碧莲已经怀了二胎，身体不好，天天念叨着要回上海养身子。郑洞国劝她：“现在全国快解放了，北京以后就是首都，咱们就在这儿安家吧。”她没接话，只是默默收拾行李，把上海的旗袍、首饰都打包寄回了娘家。 后来郑洞国被派去西南工作，她跟着去了重庆，可水土不服，整夜整夜咳嗽，医生说是肺虚，得静养。等1952年调令下来，让她随丈夫去北京，她终于忍不住说了实话：“我真的适应不了北方，你让我留上海吧。” 郑洞国理解她的难处，可心里也委屈。他从一个旧军人变成新中国的建设者，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希望家里人能支持他。 他试着跟她商量：“要不你先带孩子去北京住半年，要是实在不行，我再想办法。”陈碧莲摇头：“孩子还小，离不开我，而且我走了，我妈怎么办？她年纪大了，身边不能没人。”话赶话，两人就僵住了。那段时间，郑洞国每天下班回家，屋里冷冷清清的，饭桌上只有一碗剩粥，他喝着喝着，眼泪就掉进碗里。 1953年春天，陈碧莲的信寄到北京。信不长，就两页纸，说她在上海遇到了懂她的人，希望郑洞国成全。郑洞国看完信，手抖得厉害，把信纸揉成一团又展开，反复看了好几遍。 他想起当年在长春，她挺着大肚子给他缝补军装；想起在重庆，她半夜起来给他盖被子。可感情这东西，就像握在手里的沙，攥得越紧，漏得越快。他叹了口气，找出钢笔，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声音，像极了他们曾经说过的悄悄话。 离婚后，郑洞国再也没结过婚。他把全部精力都扑在工作上，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的水利工地，主持修建了多个水库和灌溉工程。有次在河南考察，当地群众听说他是抗日名将，拉着他的手说：“您老辛苦了，一定要保重身体。”他笑着点头，可心里却空落落的。后来有人问他后不后悔，他沉默了很久，说：“人生哪有那么多圆满的事，她过得舒心，我也算尽了心。” 陈碧莲后来在上海定居，再嫁后过着平静的生活。她偶尔会从报纸上看到郑洞国的消息，知道他在水利事业上做出了成绩，心里也会泛起一丝涟漪。有次女儿问她：“妈妈，你当年为什么要离开爸爸？”她望着窗外的梧桐树，轻声说：“因为他要走的路，我陪不了。” 这段婚姻的结束，没有谁对谁错，只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终究没能走到一起。郑洞国用他的包容，给了陈碧莲选择生活的自由；陈碧莲用她的决绝，成全了郑洞国投身建设的决心。或许，这就是他们能给彼此最好的结局。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