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浙江省主席张难先被指控贪污受贿，蒋介石特派宋美龄前往调查，没想到，竟然查到张难先的灵位和“为人民服务”的誓言。 宋美龄轻车简从，住进西湖边的一家旅店，没有高调，也不带随从，只让两名监察委员陪着。 她没有立刻找张难先，而是先把那三位实名举报的官员请来，听他们讲述所谓的罪状。 三人说得头头是道，什么绸缎商贿赂、建设款项挪用、赈灾粮被私吞，时间地点都列得清楚。 宋美龄没有表态，只是让人把省府过去半年的财务账册和会议记录全拿来。 她在房间里一页页翻账目，用笔在空白处密密麻麻写下批注。 她整整看了两天两夜，没发现一笔不清不楚的支出。 第三天一早，她提出要去张难先家里看看。 张难先的官邸在西湖边，是一栋年久失修的木楼，客厅狭小，家具老旧。 墙角立着一张香案，供着张难先父母的灵位，旁边一块木牌写着“每日三省，为政为民”。 屋里连个像样的茶杯都没有，副官说他每天五更起床，吃素多年，一月难见荤腥。 上个月有商人送了一幅唐伯虎的画，张难先退回去，还把那人从项目名单里划掉。 宋美龄没说话，走进后院账房，看到几百本家庭账本整整齐齐地码在书架上。 她翻了几本，每一笔开销都记得清清楚楚，买一捆葱三毛钱都写上了。 张难先每月八百元薪水，除了赡养母亲、子女上学、必要接待，其余全部捐进省建设基金。 账本里夹着一封毛笔手写的信，写的是投身革命的初心。 他说自己不是为了封妻荫子，也不是为了金玉满堂，只求百姓有饭吃，有衣穿。 宋美龄又叫人把他所有衣物拿出来检查，春夏秋冬加起来不到二十件。 他穿的棉袍袖口补了三层，枕头里塞的是茶叶渣，说是明目醒脑。 就在这时，门外突然来了个挑担的伙计，要送两匹杭缎给张主席太太做旗袍。 张难先当即让副官把钱退回去，还警告说再送东西，下次的订单就不归他们了。 宋美龄转身跟监察委员说，这样一个连茶杯都舍不得换的人，他要贪，那钱藏哪去了？ 她把三位举报人再次叫来西湖饭店，让他们写下如有诬告愿受惩罚的保证书。 三人面面相觑，全推说记错了、误会了，谁也不肯签字。 宋美龄回南京时带回去一大摞资料，还有张难先批注过的《资治通鉴》。 书页空白处写着“民心即天心，失之难复”，那是他写得最多的一句话。 蒋介石看完报告，没有说话，只在末尾写了两个字。 一个月后，那三名官员被撤职，一人调去江西从此再未起用。 张难先继续在浙江干到1932年。 那年冬天，他辞去了省主席的职务，没有留任何一句话，只是拍了份辞呈走人。 他本来就不想接这个职，前四次都拒绝了，直到第五次电报语气强硬，不得不来。 上任第一周就掀了桌子，查账查到深夜，半年内摘掉一百多个闲职。 有人劝他不要太硬，他说钱是老百姓的，不是少帅的。 蒋介石返乡时留下的接待单，他让当事人自己结账，当众把单据送上去。 场面一度尴尬，但他不改初衷。 离开杭州返乡途中，他路过皖南山区，一队土匪拦路。 为首的刀疤汉说听说张清官要过山，想验验真假。 张难先同意让他们开箱，不过话说在前头，开了就按规矩办事。 箱子撬开后，里面只有几本线装书和两套洗得发白的官服。 刀疤汉子看了半天，扔下刀跪在地上说清官当道，兄弟们没脸抢。 一帮土匪也跟着跪下，送他出山。 张难先说我身上值钱的，只有书香。 抗战爆发后，他去了武汉，做劝募委员会主任。 他张口就能筹来万两银元，自己却住在旧楼里，吃穿依旧寒酸。 有人问他都七十多岁了还这么拼，他说国若不存，清名算什么。 1949年，他穿梭在国共之间，劝守将不要毁城。 有人骂他吃里扒外，他只说但愿人活城在。 新中国成立后，他坐在天安门观礼台，穿的还是那件旧长衫。 别人穿军装，他穿旧布衣，没人觉得奇怪，因为没人质疑他的清白。 1968年，他在北京病逝，94岁。 遗物清点时，只有几本书、几件旧衣，那只箱子被送回了老家，存进陈列室。 箱子盖上时，发出一声闷响，像是在为半个世纪的清廉落幕。 张难先的故事不算传奇，也没有刀光剑影。 但他用一生证明了清官不是传说，清白也能压得住阵脚。 他不靠背景，不讨好权贵，不畏强权，也不贪一点便宜。 哪怕面对的是最高领袖，他也敢当众让人自理费用。 这样的底气，不是靠胆子大，是靠心里正。 他不是讲清廉，而是活出了清廉。 他说过若有违初心，天人共戮。 这一句话，值千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