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父亲的千里运尸路与那副看透历史的挽联 谭继洵亲手为自己的儿子谭嗣同收殓，从北京赶路几千里拉回湖南安葬，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挽联： 谣风遍万国九州，无非是骂； 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 --- 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谭嗣同跪在刑场上，背后插着“谋反大逆”的亡命牌。刽子手的大刀举起时，这位三十三岁的湖南汉子喊出了最后的话：“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血溅了一地，围观的人群里有人吐口水，有人掩面不忍看，更多的则是麻木地看着这场“正法”。 谁也没想到，第一个走向尸体的会是谭继洵。这位七十岁的湖北巡抚，穿着官服，一步一步挪到儿子身首分离的遗体前。周围的人屏住了呼吸——这可是刚被定为“乱党”的逆臣，亲爹还是朝廷二品大员。老爷子蹲下身，用颤抖的手把儿子的头颅和身体合在一起，掏出手帕，一点点擦去脸上的血污。在场官员想上前劝阻，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老爷子那眼神，冷的像块冰。 接下来的事儿更让人揪心。谭继洵没把儿子草草埋在乱坟岗，他买了口厚实的棺材，雇了辆马车，决定把谭嗣同运回湖南浏阳老家。从北京到浏阳，三千多里路，那时候没火车更没汽车，全靠马车和脚力。老爷子跟着灵车走，白天赶路，晚上就睡在驿站，有时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索性露宿荒野。经过黄河时遇上暴雨，道路泥泞得车轱辘都陷进去半截，他硬是和车夫一起把棺材抬过去。 沿途州县的地方官都知道这是“逆犯”的尸首，谁也不敢公开接待。有的偷偷送点干粮，有的假装不知道，更多的时候是闭门谢客。老爷子也不恼，该走的路一步不少。过长江时，船夫听说棺材里装的是谭嗣同，死活不肯渡。谭继洵什么也没说，只是站在船头，掏出了自己的官印。那枚湖北巡抚的大印在夕阳下泛着冷光，船夫愣了半晌，最后还是撑起了竹篙。 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了浏阳。按规矩，这种“罪臣”是不能进祖坟的。族里的老人聚在一起商量了半天，最后在祖坟外边的山坡上找了块地。下葬那天，稀稀拉拉来了几个人，都是至亲。没有吹打，没有祭文，只有铁锹挖土的闷响。封土的时候，谭继洵突然开口：“拿纸笔来。” 就在坟前，他写了那副后来流传百年的挽联：“谣风遍万国九州，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写完了，亲自贴在临时搭的灵棚柱子上。墨迹未干，山风吹得纸哗哗响。在场的人都看懂了，又好像都没懂——老爷子这是在说，现在全天下都在骂我儿子是乱臣贼子，可千百年后，历史会不会给他平反？我不知道，也不敢指望。 这副挽联里藏着太多说不出口的话。作为父亲，他心疼儿子；作为清朝官员，他必须划清界限；作为读书人，他清楚知道儿子追求的是什么。谭嗣同写《仁学》，喊“冲决罗网”，他不是不知道危险。变法失败后，明明有机会逃去日本，偏要留下来等死，说什么“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话传到老爷子耳朵里，不知道他当时是气是痛。 更残酷的是，谭继洵自己的官位也保不住了。儿子死后不久，朝廷一纸诏书把他革了职。理由很直白：“教子无方，有亏臣节。”老爷子什么也没辩解，收拾行李回了浏阳。后来有人见过他，说是在谭嗣同坟边搭了个草屋，整天不言不语，有时候一坐就是一天。1900年，谭继洵去世，临终前交代，把自己葬在儿子旁边，“近点，我好照应他。” 时间这东西最公平也最无情。才过了十几年，清朝没了，民国来了。谭嗣同从“逆臣”变成了“烈士”，他的《仁学》被重新翻印，他的故事被写进教科书。菜市口就义那一段，被演绎得荡气回肠。可谁会想起那个千里运尸的老人呢？想起他在儿子坟前写下的那副既不敢说好、又不敢说坏的挽联？ 历史记住了慷慨赴死的英雄，却常常忽略那些活在矛盾中的普通人。谭继洵心里明镜似的——他知道儿子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也知道这事在当时注定失败，更知道自己作为父亲和官员的身份永远无法调和。所以他只能写“不得而知”，不是真的不知道，是不能说、不敢说、也不忍说。 如今去浏阳谭嗣同墓，还能看到那副挽联的复制品。字是后来重刻的，少了当初的墨香，多了些历史的包浆。站在墓前想想，这对父子其实很像——一个用生命去撞时代的墙，一个用沉默去承受所有的后果。而那句“昭雪在千秋百世”，早就不重要了。历史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只是谭继洵再也看不到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