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房价太高，赵匡胤一道圣旨，房价立降，影响直至民国 北宋初年的汴京街头，商贩

北宋房价太高，赵匡胤一道圣旨，房价立降，影响直至民国 北宋初年的汴京街头，商贩的叫卖声里混着木料的清香。刚打完仗的都城正从废墟里爬起来，赵匡胤站在宫城高处远眺，看见的不是鳞次栉比的新房，而是权贵们圈地盖房的木栅栏。 这位从兵变中起家的皇帝很清楚，唐末五代的教训就刻在城墙砖缝里——当土地和房产被少数人攥在手里，百姓活不下去，王朝就会塌。 建隆二年（961年）的那道圣旨，没有半句文采，却像根楔子钉进房地产市场："凡典卖物业，先问房亲，房亲不买，次问四邻。"这规矩看着土里土气，实则捏住了炒房的七寸。 想象一下，今天你想卖北京二环的四合院，得先挨个问叔叔舅舅堂哥表妹买不买，他们摇头了才能问邻居，邻居不要才能对外卖。放在一千年前，这意味着权贵想低价强买民宅？门都没有，族里长辈能拿着族谱骂到县衙。 当时的汴京，一间普通民宅标价1300贯，相当于县令二十年俸禄。但按赵匡胤的规矩，宰相想买百姓的房子，得先让人家七大姑八大姨签字。 史料里没写多少权贵碰了钉子，但能查到真宗朝宰相晏殊被弹劾，罪名之一就是"射占官地盖房出租"——连宰相都得偷偷摸摸搞小动作，可见明面上的规矩卡死了权力寻租的路。 更绝的是配套的"问帐"制度。卖房要写个本子，把亲邻名字列清楚，挨个画押。这可不是走形式，宋仁宗年间，开封府判过个案子：有户人家没问亲族就卖房，叔叔告到官府，房子不仅要拿回来，卖家还得蹲大牢。这种宗法约束让房子很难在市场上快速倒手，炒房团想囤货？先过二十个亲戚的口水关再说。 赵匡胤的算盘不止在限制交易。他清楚，唐末以来的庄园经济让土地集中，百姓流离失所。北宋初年推行"均田制"失败后，转而用房产政策稳定基层。比如规定佃户有优先购房权，租户住了三年的公房，房东要卖就得先问人家——这招直接给了底层百姓扎根城市的机会。苏辙在汴梁租房三十年，要是按这个规矩，说不定早就能低价买下住了半辈子的破屋。 这套制度像张网，罩住了房地产市场的野性。真宗朝闹"帽妖案"时，汴京房价虽高，但没出现权贵批量囤房的现象。对比同时期的欧洲，巴黎市民还在领主的城堡下搭窝棚，汴京的小商人至少能按规矩买到二手房。直到南宋，临安的"店宅务"还在按太祖成法管理公租房，月租430文，相当于小贩卖三天炊饼的收入。 元朝灭宋后，把"亲邻优先"写进《大元通制》，明朝的"红契"制度、清朝的"问贴"规矩，都是赵匡胤那道圣旨的变种。民国初年，北平的房契上还印着"先尽亲邻"的字样。1935年，梁思成在开封调查古建筑，发现老住户仍能拿出祖传的"问帐"文书，泛黄的纸页上，列着从宋到清二十多代族人的签名。 这套延续千年的规则，本质是用宗族伦理对抗资本的贪婪。它没让房价跌到百姓随便买的地步，但卡死了权力与资本勾结的通道。当欧阳修在破租房里写诗发牢骚，当苏辙晚年终于在许州盖房，他们或许不知道，正是赵匡胤的那道圣旨，让北宋的楼市没变成唐末的废墟，让普通人在高房价里还留着一丝扎根的希望。 直到今天，我们在老城区的拆迁协议里，依然能看见"优先安置原住户"的条款——这缕从北宋传来的烟火气，终究没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