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六千，他每月硬给家里寄一万。 钱是这么来的：早晚两顿馒头配咸菜，住城中村八人间，下班去货运站扛麻袋。崔国明把自己榨干了，供出个保送大学的女儿。邻居夸他命好，他蹲在泡菜厂水泥地上，攥着汇款单不敢吭声。 七年前，他也是“命好”的人。跟风炒邮票，一沓纸片换回半套房。直到九七年邮市崩盘，全国六成炒家和他一样，半生积蓄变成一墙废纸。妻子走了，他拖着女儿，从收藏家变成腌制工。 可女儿梦梦真争气了。保送名额，全国只有5.7%的学生能走通这条路。她填志愿那天，崔国明在厂里连续熬了第三个通班——泡菜行业年产值四百亿，但流水线上每省下一个工人，老板就能多赚一份利润。 在中国，约28%的跨省打工者和他一样，住在月租不过千的床位上。他们每月把35%的收入寄回家，这是统计局里的平均数。他们不懂什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工程”，他们只信自己腌到发白的手指。 所以别再说“寒门难出贵子”。你看那邮市崩盘后的废墟里，你看那腌菜缸泛起的白沫里——有些人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是用另一种方式“保送”的。 他蹲在腌菜缸边，她走向象牙塔尖。这世上最沉重的保送，是父亲沉默的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