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一名女环卫工突然收到一笔30亿巨款，当得知汇款人后，她决定拿出24亿捐给国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名女环卫工叫郭玉琴，时年52岁，在北京朝阳区负责清扫一条主干道的路段。她的生活一向简朴，住的是单位分的平房，屋里一张木床、一口旧柜，厨房的煤炉常年熏得墙壁发黑。每天凌晨四点起床，穿上橘黄色工作服，推着垃圾车走街串巷，一干就是十多年。街坊都说她话不多，干活仔细，连落在砖缝里的纸片都要弯腰捡起。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和“30亿巨款”扯上关系？事情要从她的丈夫说起。 郭玉琴的丈夫李维藩，早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贸系统工作，后来调入一家对外经济联络部门，参与过援助亚非拉国家的建设项目。那一代外援人员，很多事至今仍未公开，但从零星资料看，他们经手的物资和资金数额巨大，且涉及跨境结算。 李维藩为人低调，退休后从不提工作细节，郭玉琴只知道他以前常出差，家里留的只有几本翻旧的护照和一些外文资料。1983年底，李维藩因病去世，整理遗物时，郭玉琴没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只当是普通干部家庭的平常光景。 转年春天，她忽然收到银行通知，说有一笔外汇汇款到账，金额换算成人民币高达30亿元。她吓了一跳，以为是银行搞错，赶紧跑去问。银行查了汇款单，上面的付款方是一家海外基金会，备注里写着“遵照李维藩先生遗嘱拨付”。 原来，李维藩在职期间参与过一项国际援助计划，当时为保证项目顺利推进，他所在的部门与境外机构签有专项资金协议，部分款项在完成使命后，按协议结余归属个人设立的信托账户。李维藩生前立下遗嘱，将这笔钱的大部分用于支持国家建设，小部分留给妻子养老。 这笔钱的来源并不神秘，却让郭玉琴陷入两难。30亿在当时是天文数字，她一辈子连一万块的存款都没见过。身边人劝她留着自己用，说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福了。也有人暗示，可以拿去做投资，哪怕存银行吃利息，日子也翻天覆地。可郭玉琴没动心，她想到丈夫生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国家给的饭碗，就得想着往回添。”她去图书馆查资料，弄明白这些钱本质上是国家对外援助项目中结余的公共资金，只是因特殊协议落到个人名下，她不能把它当成私人暴富的资本。 她做出的决定很干脆——捐出24亿，只留6亿作为生活和教育基金。捐的时候，她要求直接对接财政和国务院相关部门，不通过任何中介机构，也不办发布会。工作人员问她要不要留名，她摇头，说这是替丈夫还一份心意，不是图名声。那24亿后来被用于中西部教育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推广，在当年是实打实的巨额投入，让不少贫困县的中小学盖起了新教室，农民第一次用上了改良的种植技术。 这件事的因果很清楚。李维藩在职时恪守职责，确保援助资金用在实处，也为国家积累了信用；他去世后，这笔按规定结余的钱没有流失，而是通过妻子的决定回到国家建设的大盘子里。郭玉琴的选择看似突然，其实是多年耳濡目染的结果——她虽不懂复杂的国际金融，但她知道丈夫的底线在哪里，也明白这种钱不能变成个人享受的筹码。 更深层看，这个决定凸显了那一代普通人身上的公共意识。他们没有接受过现代慈善观念的灌输，却本能地把“为公”放在“为己”前面。郭玉琴的捐献不是冲动，是依据对丈夫工作性质的理解，以及对自身角色的认知——她不是财富的拥有者，只是代为保管并归还的人。这种朴素的认识，让一笔可能引发争议的天文数字，变成了一次无声的示范。 当时的媒体对此事报道不多，一是郭玉琴坚持低调，二是涉及涉外资金的敏感背景不便渲染。但知情者说，她后来依旧扫街，依旧凌晨四点出门，只是街坊见她买粮时会多称几斤好的，送给更困难的同事。有人笑她傻，说捐了那么多钱还守着环卫工的活儿，她答得朴实：“活计不分贵贱，能做事心里踏实。” 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财富的意义不在于数字本身，而在于它流向哪里、由谁决定。郭玉琴用最不起眼的身份，接住了一笔惊人的财富，又用最干脆的方式把它交回了该去的地方。这不仅是对丈夫遗愿的完成，也是普通人用行动诠释什么叫“取之于国，用之于国”。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