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大国学者卢麒元，近日在北京罕见发声。 他提出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他的发声主要针对两件事：一是最近法律条款里出现了“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规定，二是立法者自身的背景和利益可能存在冲突需要审查。 事情起源于国家在标准化工作上推出的新办法，鼓励在各行业采用国际标准，特别是ISO、IEC和ITU主导的规范，目的是让中国的产品更容易走向全球市场，减少贸易摩擦。 制造业和技术领域都在积极向这个方向靠拢，表面上看，这是让行业省心省力，又显得开放，但卢麒元指出，这些标准背后很大程度上受欧美国家控制，带有他们的利益诉求。 一旦法律条款中明确“优先用国际标准”，外资巨头就可能借机进入，专利和技术壁垒让国内企业成本增加。 过去的经验足以说明问题：早期通信行业跟随西方走，从1G到3G，每台设备都得交高额专利费，利润大部分流向国外。 光伏行业同样面临标准壁垒，产品本身没问题，却因为外标被挡在出口门外，微软当年的捆绑策略，Windows和办公软件让全球用户无法脱离生态系统，这种玩法在AI、数字经济领域仍在重演。 卢麒元还提醒，定规矩的人如果背景不干净，利益有纠葛，会让制度漏洞被利用，过去一些地方条例出现过为外资企业优先拿地、环保法规漏掉关键污染物的情况，定规者正好和利益方有关系。 老百姓看不到的这些隐形操作，会慢慢削弱国内产业链安全，他提出，每次立法参与都要做动态政审，不是一次过关就万事大吉，人会变，利益会移，刚进来干净的人，几年后家属移民、财产转移，都可能带来潜在问题。 这样的政审机制类似飞行员起飞前检查飞机，常态化确保安全，美国在芯片法案团队安排、欧盟在数字市场规则制定上，也采取了类似做法，避免大公司直接操控规则。 国际标准的争夺，其实是大国之间角力的重要战场。中国在5G领域翻身就是明证，现在中国企业声明的5G标准必要专利占全球超过42%，华为、中兴在其中居前。 光伏、特高压技术也是如此，曾经受制于人，如今掌握了规则，出口顺畅，利润可观，看着这些变化，很多人都会问，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在开放与自立之间找到平衡？ 卢麒元的担忧有充分理由，他提醒，所谓国际标准并非完全中立，而是发达国家利益的一种体现，如果法规无条件优先外标，国内企业不仅要支付高额许可费，还可能在技术和市场上受制。 标准之外，制定规则的人如果利益不透明，规则本身也可能偏向外部，国内企业在关键行业掌握话语权，是通过长期自主研发和抢占专利取得的，这种硬实力不能轻易让渡。 动态政审的提出，不是排斥外部力量，而是让制度本身有防护能力，让参与者清清白白。国家的制度安全和产业安全，和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企业盈利能力息息相关。 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电池、5G、光伏领域的成功，说明掌握标准话语权就意味着市场优势，成本控制和技术自主可以反哺经济和生活质量。 反观那些只会“跟跑”的做法，短期可能显得便利，长期却可能让企业被迫买许可、增加成本、丧失话语权，卢麒元强调，制度不能只是形式化的开门迎外，而要有实质性的安全保障。 立法者如同操控国家航向的舵手，规则一旦偏移，产业和社会都会受到影响，动态政审让参与者保持透明和独立，确保规则服务于国家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 用他的话来说，定规矩的权力太大了，需要有人盯着，而不是等到漏洞显现再补救，这不仅是制度安全问题，也是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布局。 看过去，中国靠自主创新抢到标准话语权，光伏和5G技术领先全球，这才有今天的优势，未来在标准和法规上，既要聪明接轨国际，又要守住自己的底线。掌握规则，就掌握了主动权。 国家的产业安全和老百姓的日子都能因此稳住，站在这个角度看，动态政审不仅是制度创新，更是护住国家未来的一道防线。 正如卢麒元所提醒的，制度安全必须摆在首位，否则再强的技术也可能被动。 规则和标准，是国家竞争力的隐形护城河，大家怎么看，立法者应该如何平衡开放与自立，确保国家利益不受侵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