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一天深夜，吕秀英像往常一样偷偷摸摸地翻身下床，她从床底下翻出一堆物品，正准备把它们分门别类，突然房间的门被人用力地一脚踹开。 手电筒的光刺得她睁不开眼，几个穿着制服的人冲进来，把尼龙袜、肥皂往麻袋里塞。 “投机倒把犯！”有人低吼，她攥着衣角的手沁出了汗。 父亲的小作坊在土改时被划成“资本主义尾巴”，她初中毕业就没了工作机会。 1977年的冬天特别冷，弟弟的棉袄烂了个洞，她揣着积攒的几块钱，在黑市换了半打尼龙袜。 想着转手赚的差价能买斤棉花，没想到第一次交易就被盯上了。 那个举报她的王大妈，其实就住在隔壁院。 后来听街道主任说，王大妈每天天不亮就搬个小马扎坐在胡同口，记谁几点出门、提什么样的篮子。 那天吕秀英给张婶送肥皂，刚把东西塞进墙缝，王大妈就敲响了革委会的门。 公审大会那天，县城体育场的风跟刀子似的。 吕秀英胸前挂着“投机倒把犯”的木牌，跪在主席台下。 扩音器里念着她的“罪行”：倒卖商品120元，相当于两个月工资。 当听到“死刑立即执行”时，她看见人群里弟弟正拼命挣扎，被两个大人死死按住。 十年后在深圳，我遇到个卖电子表的老头，他说自己1983年也因“投机倒把”坐过牢。 “那会儿温州‘八大王’刚平反，我就知道日子要变了。” 他掏出块梅花表，表盘磨得发亮，“现在政策好了，但我总想起吕秀英，她要是能熬到1997年就好了，那年刑法改了，投机倒把罪没了。” 前阵子整理旧报纸，翻到1977年县报的照片：吕秀英低头跪着，额头贴着“坦白从宽”的纸条。 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突然想起那个深圳老头的话：“法律要是能多给普通人一点余地，就不会有那么多可惜事儿了。” 抽屉里还留着那张三指宽的判决书复印件，墨迹早就发灰。 当年藏在床底的肥皂盒边角都磨圆了，放在判决书旁边，像两个不会说话的见证者。 现在逛超市，看见货架上堆成山的肥皂和袜子，总会想起那个秋末的深夜，要是门没被踹开，吕秀英或许能看着弟弟穿上新棉袄，过个暖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