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气温低到只有零下十多度，北方某地一家农场的院墙附近，突然出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但就在其准备偷偷翻越院墙时，正好被农场巡夜的人发现，他大喊一声上前将其捉住。 被按住时，那双手还死死抓着墙沿，指缝里嵌着冻土，后来才知道，这是个女知青，口袋里揣着半张揉皱的粮票，那是她和男友约好私奔的信物。 她和同公社的一个男青年好上了，这事在农场早就传开。 可男青年家是“富农成分”，按1968年的规定，知青结婚得经组织审查，优先考虑贫下中农子女，他俩的申请递上去三次，都被打了回来，理由写得很明白：“阶级立场不稳，不宜结合”。 恋情被死死按住，可他们没料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同宿舍的闺蜜。 那天晚上女知青被带走后，这位闺蜜主动跟队长说要“搜查反革命证据”，从床板下翻出了一沓信。 信里写着“为啥出身就该定一辈子”“我只想和他过安稳日子”，这些话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里，足够扣上“反革命言论”的帽子。 公审大会开在农场的打谷场上，北风卷着雪沫子。 她站在台子上，头发被风吹得糊在脸上，法官念判决时，她始终没抬头。 后来有人说，听到她小声念叨“信是写给自己的”，可这话没人敢传。 按当时的规定，“反革命案”可以简化审判程序，连辩护的机会都没给她，直接判了死刑。 押解游街那天，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脸上没什么表情。 路边有人扔烂菜叶，她也不躲，就那么直挺挺地走着。 有知青偷偷抹眼泪，却不敢出声，1970年的冬天，全国因“言论罪”被捕的人超过十万，谁都怕沾上“同情反革命”的边。 我觉得那个年代最让人难受的，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成分论”。 就像这个女知青，她下乡是响应号召，干活不比别人差，就因为爱上的人出身不好，连偷偷在一起的权利都没有。 后来看到资料说，文革中70%的“反革命案”都是冤假错案，这里面有多少是像她这样，只为一句心里话、一份真感情就没了命？ 那封被上交的信件后来没了下落，就像她翻墙时掉在墙根的半条红围巾，被风雪埋了。 很多年后，有人在农场的旧档案里翻到她的名字，旁边写着“1979年平反”，可除了这行字，再没有别的记录。 或许，记住那些在极端年代里，为了爱和自由敢翻墙的人，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