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深秋的北京，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干部推开中南海办公室的门，手里捏着那份让秘书改了三稿的辞职报告。 走廊里遇到相熟的同事，对方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吴你这是何苦"，他只是笑了笑没说话。 谁也没想到，这份报告不仅改变了他的后半生，更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干部队伍里投下了一颗石子。 那会儿干部队伍里正弥漫着两种声音，有的觉得"革命一辈子该享享福"，有的担心"年轻人顶不上来"。 就在这样的氛围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吴德，却在报告里写着"恳请中央批准我退休，把岗位让给年轻同志"。 这份报告递上去没几天，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公报就出来了，里面特别提到要"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好像是专门为他的选择做了注脚。 他退休后的第一件事，就让家里人吃了一惊。 组织上按规定给他安排了部长级待遇，可他拿着文件找到老干部局，非要把住房标准降一级，说"房子大了打扫起来费劲，够住就行"。 当时不少老干部都在为待遇问题找组织，他倒好，主动往下减。 秘书劝他"这不是您一个人的事，影响不好"，他摆摆手说"我是党员，得听中央的"。 搬进那套普通的三居室后，他反倒比以前更忙了。 每天清晨五点就起床，在院子里侍弄那几盆月季和吊兰，说是"这些花比人实在，你对它好，它就开花给你看"。 上午雷打不动地练书法，案头常年放着本《九成宫醴泉铭》，临摹的纸堆得有半尺高。 有回老战友来看他，笑着说"你这日子过得比和尚还清净"，他指着墙上刚写的"无欲则刚"四个字，让对方评评笔法。 他的生活简朴得有些过分。 一件蓝色中山装穿了五年，袖口磨出毛边还舍不得换，女儿偷偷给他买了件新的，他愣是拿去退了。 吃饭也简单，早上就是玉米糊糊配咸菜，中午一荤一素，晚上常是面条。 有次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说他"营养不够"，他回家跟女儿开玩笑"当年打仗啃树皮都过来了，现在这日子跟过年似的"。 最让人想不到的是他把家里的电话号码都换了。 以前当领导时，办公室电话响个不停，现在除了女儿和老战友，没几个人知道新号码。 有回老部下辗转找到他家，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被他堵在门口说"东西拿回去，有事屋里坐，没事别来"。 后来那老部下跟人说"老首长这是真退休了，连情面都不讲"，其实他只是不想让人觉得"退而不休"。 晚年的他最爱看《新闻联播》，每次看到反腐新闻，都会气得拍桌子。 有次电视里播某地官员贪腐被查，他指着屏幕骂"这些败家子，忘了革命是为了啥"。 女儿劝他"您都退休了，操这些心干啥"，他叹口气说"我是党员，只要活着一天，就见不得老百姓的血汗钱被糟蹋"。 这话让我想起他书房里挂着的那幅字，"苟利国家生死以"，笔锋遒劲有力，像是用了一辈子的力气写上去的。 1995年春天，那几盆月季开得正艳的时候，他在睡梦中走了。 整理遗物时，女儿在他枕头下发现个磨得发亮的旧党章，里面夹着张泛黄的纸条，写着"党员要像螺丝钉，党需要你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 如今那套三居室早已换了新主人，但邻居们还记得，很多年前有个爱养花的老人，每天清晨都会把扫院子的落叶堆到树底下当肥料，说"落叶归根，就像我们这些老家伙，最终还是要回到群众中间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