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年底，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没有向上面报告，在《新闻联播》之后、《天气预报》之前，试探性地增加了一个30秒的广告。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一下子就急了，亲自打电话质问杨伟光：“我听说你要在《新闻联播》里面加广告？” 杨伟光出生在广东梅县，地地道道的寒门子弟。一岁时父亲去南洋讨生活，死在异乡，全靠母亲一人拉扯。 1957年，他考上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去北京那天，他全身上下就一个小书包和几件破衣服。学校看不过去，给他发了棉衣棉被，这才没冻坏。 大学四年，杨伟光一次老家都没回过。直到毕业分配了，老母亲想儿子想疯了，狠狠心把家里唯一的一头猪卖了，凑了路费寄给他，母子俩才见上一面。 1985年，49岁的杨伟光从广播电台调到电视台当副台长。 那时候的央视，说实话，挺“土”的。一天就两套节目，新闻全是会议记录，老百姓根本不爱看。杨伟光到了台里，没搞什么“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闷头憋了两个月。 两个月后，他出手了。他发现电视台的新闻居然比广播慢，这怎么行？ 当时的广东全运会，广播电台把直播间搬到了现场，洋洋得意。杨伟光一看，行，你们快是吧？那我就玩“字幕新闻”。比赛结果一出来，只要两三分钟，电视屏幕上直接打字幕！ 这一招，把广播电台的老播音员都看傻了：“跟你们这字幕比，我们真没辙了！” 但真正让他震动新闻界的，是1986年的“挑战者号”爆炸。 按照老规矩，这种国际新闻，怎么能上《新闻联播》头条？大家吵翻了天。杨伟光拍了板：“这事儿全世界都在关注，既然是世界头条，为什么不能是中国头条？就放头条，出了事我负责！” 那一晚，《新闻联播》足足播了6分钟的爆炸画面。这一播，把那层看不见的窗户纸给捅破了，新闻就是新闻，得按规律办事，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排名。 咱们回到开头那通“惊心动魄”的电话。 杨伟光为什么要顶着压力插播广告？因为穷啊。 90年代初，央视一年的经费才多少？紧巴巴的。想搞好节目，没钱怎么请人？没钱怎么买设备？ 他在《新闻联播》后面加的那30秒广告，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不过飞出来的全是金币。后来搞竞标，那可是真金白银地往里流。1997年，光是这几分钟的广告招标，就拿回来28个亿！ 杨伟光接手时，央视年收入2.7亿；等他卸任时，这个数字变成了50亿。 这钱，他一分没揣自己兜里，全砸在了“改革”上。 有了钱，杨伟光开始干一件更疯狂的事：“买”人才。 他搞“台聘”、“部聘”。只要你有才华，我就给你和正式工一样的待遇，甚至更高。 那时候央视流传一句话：谁觉得自己牛，直接去推台长的门。 敬一丹还是学生的时候，就敢闯进杨伟光办公室问：“我能不能留下来？” 白岩松、崔永元是广播电台来的； 水均益是新华社来的； 王志是湖南台来的； 王小丫是四川台来的…… 这些人，构成了后来我们记忆中那个不可复制的“央视黄金一代”。 杨伟光不仅给钱，还给尊严，给自由。宽松的环境，才养出了《东方时空》，养出了《焦点访谈》。 提到《焦点访谈》，那真是杨伟光的一大杰作。 1994年开播，立刻火遍全国。那时候老百姓最爱听的一句话就是《新闻联播》结尾那句：“今天的焦点访谈节目将播出……” 那时候的《焦点访谈》，是真的敢说话，是真的能解决问题。 杨伟光讲过一个故事：山东有个法院院长，喝多了酒，对着镜头狂言：“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我怕谁？” 这画面被记者拍下来了。记者回来问杨伟光：“台长，这能播吗？” 杨伟光就问了一句：“是真的吗？” 记者说：“是真的。” 杨伟光大手一挥：“真的就可以播！” 节目播出的当晚，那个院长就被撤职了。 那时候，央视门口天天排长队，全是来告状的老百姓和来说情的地方官员。那是一个媒体真正拥有监督力量的时代，而给这种力量撑腰的，就是杨伟光。 除了对内搞改革，杨伟光对外也没闲着。 1992年，央视四套开播。杨伟光给了个特权：“新闻特区”。 啥意思？就是你们尽管去闯，台里不审片，出了问题我杨伟光顶着！ 以前的新闻，画面是画面，解说是解说，两张皮。四套开始搞现场直播，搞记者出镜。 1996年京九铁路通车，他们玩了个“串烧”直播。记者任永蔚在火车上说完，直接切到聊城的记者，再切到深圳的记者。 杨伟光对这帮年轻人只有一句话：“把海外观众当成对中国一无所知的小学生，给我讲清楚，讲生动！” 1999年，杨伟光卸任。 他走的时候，央视已经从一个只有3套节目的电视台，变成了拥有9套节目、覆盖全球的庞然大物。 但他最让人敬佩的，不仅是他在位时的辉煌，更是他面对死亡时的态度。 2014年，这位老人走了。临终前，他留下了“五不”遗嘱：不通知探望，不过度治疗，不维持无质量无尊严的生命，丧事从简，不做遗体告别。 干干净净地来，干干净净地走。 白岩松去参加追思会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一句话：“一个人对了，一群人就都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