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枪手犯了兵家大忌，选择在桥上居高临下射击，必死无疑。当年马谡就是这样死的。 当年马谡不顾众人反对，将军队布置与于街亭山上，欲“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置死地而后生……使之绝无反顾，这正是致胜之秘诀。”可现实打了他脸，最终被魏军围困于山上，断水绝粮，战败失守，退回汉中。 两千多年前的街亭之战，至今想起来都让人替诸葛亮惋惜，更让人对马谡的刚愎自用气不打一处来。 当时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势头正好，南安、安定、天水三郡都叛魏归蜀，关中都震动了，只要守住街亭这个咽喉要道，北伐大业就能稳稳推进。诸葛亮千叮万嘱，让马谡把军队扎在当道，凭借街亭开阔平坦、能攻能守的地形，用阵法和连弩消耗魏军，等后续大军汇合再决战。 可马谡偏不听，满脑子都是“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空想，不顾副将王平的苦苦劝阻，硬是把几万大军拉到了街亭南边的百顷塬山上。 他以为站得高看得远，敌人冲上来就能一鼓作气打下去，还美其名曰“置死地而后生”，殊不知这山上根本没有水源，唯一的清水河在山下，等于把自己的命脉交到了敌人手里。 魏国大将张郃一到，一眼就看穿了这个致命破绽，立马派兵把山团团围住，死死切断了蜀军的取水之路。山上的蜀军没水喝，才几天就口干舌燥、军心大乱，哪里还有战斗力？魏军趁机进攻，蜀军四散奔逃，丢盔弃甲，街亭就这么丢了。 后来考古学家在当年的战场遗址，挖出了大量蜀军的箭镞、盔甲碎片，还有一窝33枚的连弩箭，这些遗物都在诉说着当年那场因选址错误导致的惨败，而马谡回到汉中后，也被诸葛亮按军法处斩，用自己的性命为这个愚蠢的决定买单。 再看如今澳大利亚悉尼邦迪滩的枪击案，那两个枪手的脑子简直和马谡一模一样，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几千年的教训一点都没吸取。 事发当天，上千人在海滩上参加犹太社区的光明节活动，这两个枪手父子俩，竟然选择了附近一座桥作为射击点，以为站在桥上地势高，能俯视人群肆意射击，还能凭借高度优势抵挡反击。可他们压根没想过，桥这地方看着居高临下，其实就是个死胡同。 桥的空间狭窄，前后都是通道，一旦被包围就没地方躲没地方逃，既没有水源补给，也没有遮挡物，完全就是把自己放在了明处。 根据现场视频和警方通报，这场袭击总共才持续了5分52秒，却响起了103声枪响，刚开始枪手还能凭着地势胡乱射击，可没过多久，警方就从多个方向赶了过来，形成了合围之势。 桥上没有任何掩体，枪手只能躲在桥边偶尔探身还击，很快就被警方的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其中一名枪手被身后的警员当场击毙，另一名枪手虽然挣扎着起身想再瞄准，可还是被警方击中倒地，再也没能站起来。 更讽刺的是，其中一个枪手还被路过的水果店主——一个从来没接触过枪支的普通人给扑倒缴械，最后不仅没占到任何便宜，反而成了众矢之的，真是蠢得无可救药。 这场枪击案最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16人死亡、40人受伤，而这两个枪手的下场，完全是他们自己选的，就像当年的马谡一样，被自己“居高临下”的执念给害死了。 这些血淋淋的例子都在说明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道理：打仗也好，冲突也罢，地形选不对，再多人马、再厉害的武器也没用，居高临下从来都不是万能的，关键得看有没有退路、有没有补给、能不能防守。 古代的兵书早就把这些道理说透了，《战守全书》里明确写着，安营扎寨不能居大山之端，不然前后都可能遇敌，还没地方进退，这叫“龙首之地”，是兵家大忌。 《孙子兵法》也说，军队驻扎要“好高而恶下”，但这不是说要一味往高处跑，得是背有靠山、前有通路、有水有粮的高处，而不是孤立无援、没吃没喝的绝地。 街亭的山、土木堡的坡、悉尼的桥，都属于那种看着占了高度优势，实则四面受敌的绝地，不管是军队还是枪手，待在里面就是待在死胡同里，别人只要一包围，断了你的补给和退路，你就只能束手就擒或者被消灭。 澳大利亚的枪手肯定是觉得站在桥上能为所欲为，既能清楚看到目标，又能让别人不好反击，可他们忘了，现代社会里，警方的装备和战术根本不是古代可比的，你在高处看得远，警方从四面八方也能把你看得一清二楚。 他们在桥上射击了没几分钟，就被警方从多个方向锁定，前后夹击之下，连躲的地方都没有，最后战死当场，完全是咎由自取。这和马谡当年的想法如出一辙，都以为“居高临下”是致胜秘诀，却不知道脱离了实际地形和补给的高度优势，根本就是镜花水月，一碰就碎。 说到底，不管是古代打仗还是现代的冲突事件，违背基本的军事常识和地形规律，肯定没有好下场。马谡的刚愎自用让他丢了街亭、丢了性命，还毁了诸葛亮的北伐大计；澳大利亚枪手的愚蠢选择让他们自寻死路，还造成了无辜百姓的伤亡。 千百年的历史案例和现实事件都在反复提醒我们，做事不能只靠空想，得尊重实际情况，不然再美好的想法，也只能被现实狠狠打脸，最后落个悲惨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