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陈赓和廖承志在上海法租界先后被捕，廖承志一副贪生怕死的样子主动提出要说出共产党藏在哪里，这让法国巡捕很意外，可是最后的结果却出乎意料。 巡捕房的审讯室里，煤油灯忽明忽暗，映着廖承志垂头丧气的脸。他穿着皱巴巴的长衫，双手紧紧攥着衣角，声音带着颤抖：“我…我知道几个秘密联络点，只要别打我，别把我引渡给国民党，我全说！” 几个法国巡捕交换着眼神，满脸不屑——他们见多了硬骨头的共产党人，这般主动招供的还是头一次。领头的巡捕挥挥手：“带他去指认，要是敢耍花样，有你好受的！” 哪曾想，廖承志一出门就开始“犯迷糊”。他一会儿说联络点在霞飞路的弄堂里，到了地方却指着一扇紧锁的大门说“就是这儿，我上次来还开着”；一会儿又说在静安寺附近的茶馆，等巡捕冲进去，只抓到几个喝茶的普通百姓。折腾了大半天，巡捕们累得气喘吁吁，连一个共产党人的影子都没见到。领头的巡捕气得拔出手枪指着他：“你敢骗我们？” 廖承志立刻吓得瘫坐在地，哭丧着脸：“我太久没去，记混了！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想起来！” 这一幕，被关押在隔壁牢房的陈赓看得清清楚楚。这位从北伐战场一路拼杀过来的将军，刚因右腿重伤在上海治疗，却被叛徒“阿连”在电影院门口认出逮捕 。他原本还为廖承志捏着一把汗，看清这架势，心里顿时有了底——这小子是在演戏！陈赓太了解廖承志了，这个廖仲恺与何香凝的儿子，从小在革命家庭长大，16岁就加入共产党，曾在香港组织工人运动，骨头硬得很，怎么可能真的贪生怕死？ 廖承志的“招供”其实是缓兵之计。他知道，1933年的上海法租界早已不是中共的安全区，国民党与租界当局签订了“引渡协定”，被捕的共产党员随时可能被押往南京处死 。 硬抗只会遭来酷刑，甚至被快速引渡，而假意招供既能拖延时间，还能趁机传递消息。每次被巡捕带着指认“联络点”，他都会有意无意地经过一些约定好的暗号地点——要么在墙角画一个不起眼的三角，要么在电线杆上缠一圈细线，这些只有地下党能看懂的信号，悄悄传递着“被捕、勿暴露”的警示。 审讯进行到第三天，廖承志终于“想起来”一个“重要联络点”——法租界边缘的一处废弃工厂。巡捕们如临大敌，带着十几个人荷枪实弹前往，结果刚冲进工厂，就被里面刺鼻的化学气味呛得直咳嗽。廖承志故意指着一堆破旧机器说：“人就藏在机器下面！” 等巡捕们费力搬开机器，只找到几只老鼠乱窜。就在巡捕们气急败坏之际，远处传来了警笛声——廖承志算准时间，故意选了这个靠近华界的地点，动静闹大了自然会引来租界与华界的警务冲突，这又是一次成功的拖延。 与此同时，陈赓在狱中也没闲着。他曾在上海做过三年秘密工作，认识巡捕房里一位同情革命的探长，趁着放风的机会，悄悄托人把被捕的消息传递给了党组织 。敌人对他施用了电刑、鞭打，逼他供出红军的机密，他始终一言不发，直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宋庆龄、蔡元培带着记者和律师赶来探视，酷刑才被迫停止 。看到廖承志还在“装怂”，陈赓在擦肩而过时，用唇语说了两个字：“坚持”，廖承志微微点头，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坚定。 廖承志的伪装不仅骗过了法国巡捕，还为营救争取了关键时间。宋庆龄得知两人被捕后，立刻联合蔡元培成立营救委员会，聘请著名律师吴凯声为他们辩护，甚至亲自前往南京面见蒋介石 。她当着蒋介石的面直言：“陈赓当年在东江战役救过你的命，你现在要杀他，就是忘恩负义！” 3月31日，上海第二特区法院开庭“审判”，法庭被记者和各界人士挤得水泄不通。廖承志这才收起伪装，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痛斥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租界当局的助纣为虐。他拿出藏在身上的纸笔，当场画下一幅《团结抗日》的漫画，引得旁听席阵阵掌声。陈赓则揭露了巡捕房的酷刑和国民党的阴谋，律师们依据法律条文层层驳斥，让“审判”变成了对反动派的控诉 。 最终，在各方压力下，法租界当局没能将两人成功引渡。廖承志先是被释放，后来前往中央苏区，即便后来遭到张国焘的诬陷囚禁，也始终坚守革命信念，用绘画和刻蜡板的技能为红军服务 。陈赓则在5月底的一个深夜，在地下党的接应下成功越狱，历经艰险回到江西苏区，继续指挥部队作战 。那些被廖承志“戏耍”的法国巡捕，到最后才明白，所谓的“贪生怕死”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周旋，他们不仅没能抓到一个共产党人，反而让两位革命志士安然脱险。 这场看似惊险的被捕经历，藏着共产党人的智慧与忠诚。廖承志的伪装不是懦弱，而是在绝境中寻找生机的谋略；陈赓的坚贞不是固执，而是对信仰的绝对坚守。在1933年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正是这样一群心怀家国、智勇双全的革命者，在租界与华界的夹缝中，在敌人的屠刀与诱惑下，硬生生闯出了一条革命的生路。他们用行动证明，真正的勇敢从来不是逞匹夫之勇，而是在认清现实的残酷后，依然选择为理想挺身而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