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萝卜头遗骸被挖掘现场图，当遗体已经腐烂，可小萝卜头的手里却紧紧地攥着一个遗物，当工作人看到后，无不掩面哭泣，有些人直接哭出了声音。 那是一根磨得发亮的木匠铅笔，木头笔杆被攥出深深的指痕，像要嵌进骨血里。 这个从没见过真正蓝天的孩子，用最后一丝力气，抱住了他在黑暗里唯一的光。 1941年的重庆，8个月大的宋振中跟着被捕的父母进了监狱。 4平米的牢房里，日光照不进2小时，发霉的糙米掺着沙子，他的身体慢慢变得头大身小，狱友们心疼地叫他“小萝卜头”。 黄显声将军把家人寄来的鱼肝油偷偷塞进他嘴里，女囚们用破布缝成“尿布”，男囚们轮流抱着他在牢房角落“放风”，这个在国民党特务眼里“无关紧要”的孩子，成了狱中最受宠的宝贝。 牢房成了他的课堂。 黄显声将军用草纸编了本《狱中识字课本》，字写得歪歪扭扭却一笔一划认真；罗世文教算术时，抓把饭粒在地上摆算式，“1粒加1粒是2粒，就像我们两个人，要一起出去”。 到1948年，小萝卜头已经能读写500多个汉字，还会背“少年智则国智”，我觉得这种在绝望中坚持教育的力量，比任何课本知识都珍贵。 1947年夏天，他成了狱中最小的交通员。 特务觉得“小屁孩不懂事”，放任他在牢房间走动，他就把纸条藏进送饭桶的夹层。 学着特务的样子背着手走路，皮鞋踩地“咚咚”响，走到拐角处赶紧把纸条塞给下一个牢房的叔叔。 晚上躺在妈妈怀里，他小声说：“我是小战士，要保护爸爸妈妈。” 墙上的暗号敲得越来越熟练，那是他和狱友们的秘密语言。 那根木匠铅笔，是1948年狱友王朴伯伯送的。 王朴牺牲前把铅笔塞给他，“拿着，以后出去当学生”。 小萝卜头把铅笔揣在破衣兜里，写字时用得小心翼翼，睡觉时攥在手心，连做梦都在念叨“要写完课本”。 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地方，这根铅笔成了比黄金还贵重的东西。 1949年9月6日，特务把他和父母带到戴公祠。 他抱着那本草纸课本，最后问爸爸：“我们什么时候能读完书？”枪响过后，这个8岁的孩子倒在血泊里，手里还紧紧抱着那根铅笔。 1950年清理遗骸时，人们发现他的指骨和笔杆粘在了一起，木头被血浸成了暗红色。 现在这根铅笔躺在国家博物馆的玻璃柜里，木头笔杆的包浆亮得像有层柔光。 常有孩子趴在柜前，小手指着笔杆上的指痕问：“他为什么不松手呀？”讲解员会轻轻说：“因为那是他见过的，最亮的光。” 这种在黑暗中守护知识火种的坚持，或许就是对8岁烈士最好的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