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得太久是什么感觉？2018年，104岁的科学家，在家人的陪同下远赴瑞士安乐死，

活得太久是什么感觉？2018年，104岁的科学家，在家人的陪同下远赴瑞士安乐死，在30秒后突然睁开眼，语出惊人，让众人哭笑不得。 2018年5月10日，瑞士巴塞尔的一间病房里，104岁的大卫·古道尔在家人簇拥下躺上病床，亲手转动了安乐死药物的开关。 可在30秒后，本该陷入沉睡的老爷子突然睁眼，嘟囔了一句：“这也太慢了吧！” 在场的人先是一愣，随即破涕为笑。 古道尔这辈子，活成了别人眼中的“传奇卷王”。 1914年出生在英国伦敦的他，打小就对花草虫鸟着了迷，总追着大人问“虫子为啥飞得低，鸟儿为啥飞得高”。 1948年，他带着家人定居澳大利亚，成了墨尔本大学的讲师。 除了教书备课，空闲时要么登山探险，要么泡在实验室，半点闲不住。 65岁法定退休年龄到了，别人都想着含饴弄孙，他却觉得“这纯属扯淡”。 转头就扎进了学术研究里，一辈子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 还编篡了《世界生态系统》丛书，拿遍了业界大奖。 90岁那年，他不光能打网球，还在业余剧团里当演员。 102岁时，仍是伊迪斯科文大学的名誉研究员。 他常说：“活着的意义不是喘气，是能掌控自己的生活，能创造价值。” 可岁月从不会对谁手下留情。 2016年，102岁的古道尔迎来了第一个打击。 学校觉得他年纪太大，上下班路途远，万一出意外担不起责任，就想劝他别再来了，甚至要收回他的办公室。 老爷子当场就火了：“难道我老了，就成了社会的累赘？这是在践踏我的尊严！” 这事被媒体曝光后，舆论一片哗然。 最后学校认怂了，给他保留了职位，还在学校附近安排了房子，专人接送上下班，甚至配了24小时医生。 可古道尔一点也开心不起来，他跟女儿说：“我这哪是上班，分明是被当摆设，活着跟个废物似的。” 雪上加霜的是，他的视力开始断崖式退化。 不光没法开车，连看文献、写东西都成了奢望。 更让他难受的是，身边的老伙伴一个个都走了，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 真正压垮他的，是2018年的一次意外。 那天他在自家公寓不小心摔倒，独居的他没人帮忙，在地板上整整躺了两天，直到清洁工上门才被发现。 送到医院后，医生告诉他，以后只能靠轮椅生活，连大小便都得有人伺候。 古道尔看着自己不听使唤的腿，心彻底凉了。 “这样活着哪还有尊严，跟行尸走肉有啥区别？” 其实早在驾照被吊销时，他就加入了提倡安乐死的“退出国际”组织。 这次摔倒后，他更坚定了赴死的决心。 104岁生日那天，他跟家人宣布：“我要去瑞士安乐死，这样活着没半点乐趣，是种解脱。” 女儿哭着劝他：“爸，我们照顾你，别这样好不好？” 他却平静地说：“我一辈子都理性，这是我深思熟虑的决定，你们该支持我。” 最后，家人还是选择了理解。 之所以选瑞士，是因为当时澳大利亚只有维多利亚州通过了安乐死法案，还得是身患绝症、只剩半年寿命且疼痛难忍的人才行，他这种情况根本不符合。 而瑞士的法律相对宽松，允许因“生活质量下降”选择协助自杀。 2018年5月，古道尔穿上一件印着“Ageing Disgracefully”的套头衫，坐着轮椅去了机场。 临行前，他还对着送行的家人微笑。 在机场接受采访时，他打趣道：“有啥好怕的，就像去赴一场盛大约会。” 到了瑞士巴塞尔，全球媒体都围了过来，他的事成了关于生命权的全球大讨论。 在最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他有没有未了的心愿。 他幽默地说：“想再看看这儿的蓝天，或者…护士能再漂亮点就更好了。” 临终前，他吃了一顿最爱的大餐，听着最喜欢的贝多芬《欢乐颂》，在家人的陪伴下躺上病床。 瑞士安乐死有个铁律，必须由死者自己完成最后一步。 医生把药物注射开关递到他手边，告诉他：“点一下就好，很快会睡着。” 古道尔环视着亲友，平静地说：“咱们别搞得这么悲伤。” 说完，毫不犹豫地转动了开关。 药物缓缓进入身体，30秒后，他突然睁开眼，皱着眉嘟囔着：“这也太慢了吧”。 几秒钟后，他再次闭上眼睛。 这次，他永远地睡着了。 在场的人笑着笑着，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 这个一辈子追求掌控感的老人，连离开的方式，都要带着自己的风格。 古道尔用一生告诉我们，生命的价值从不是长度，而是厚度。 他活过、爱过、奋斗过，把想做的事都做了个遍。 当活着变成一种煎熬，失去了尊严和自由，他选择体面地离开。 就像他女儿说的：“他一直都知道自己要什么，这就够了。” 主要信源：（三联生活周刊——104岁老科学家自愿安乐死告诉我们什么? 北青网——104岁,全球媒体围观一位老人的死亡,“活这么久,我非常遗憾”）